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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1-01 | 來源: 水瓶紀元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今年2月，我原本去武漢旅游。作為疫情開始職業生涯的記者，武漢街頭的壹切都讓我想起伍年前：原來武漢這麼大、武漢叁鎮之間這麼遠，交通停擺的時候，那些醫護人員到底是怎麼去上班的？在九峰山烈士陵園門口，所有來看李文亮醫生的人都被當“不法分子”對待，必須上交手機和包包、填好身份證和戶籍信息、由專人帶領才能進入陵園獻花。
很多時刻，屈辱和難過混在壹起，我的眼淚和伍年前壹樣多而容易。
伍年前我是雜志的實習記者，從春節到肆月武漢解封，我都悶在家裡采訪，沒有休息的時間，在記者群和求助群裡，我們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東西遠比外界了解到的慘烈和絕望，那些信息讓你無法不關心武漢，無法停止為武漢所發生的壹切感到憤怒。
在線上做報道的時候，我總是會想，有壹天我會長大變成成熟記者，我會有能力在現場做報道。但之後的日子，作為新記者最有力氣、最需要現場鍛煉的頭兩年都在封控中度過，社會編輯部壹間間消失。很長的時間裡，我都在想自己為什麼運氣這麼差，為什麼我們的命運是這樣子的。關於做記者，我甚至沒有目標，只要做壹個可以出差、可以采訪的記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當什麼名記者或者偉大的記者，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難？
從清零封控政策結束到2025年，又過了兩叁年，搬了好多次家，離開機構媒體，作為自由撰稿人又送別了好多編輯部，壹度覺得真的沒有地方再可以做報道了。
水瓶紀元壹定延續了我可以繼續做記者的職業生涯。在水瓶，我相繼做了珠海撞人系列報道、潮汕商家閉門躲檢查的報道、以及武漢伍周年的報道。和外界常常的反饋相反，我並不覺得這些題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們的生活裡。
我喜歡編輯在選題會上說：選題是沒有禁忌的，唯壹要考量的是在發布報道時對記者和受訪者的影響。
選題是沒有禁忌的。這樣的目標實在太重要了，作為審查時代出生長大的記者，審查和禁令對我們的傷害遠遠不止不能刊發的報道和拿不到的稿費，而是會讓我們也在不知不覺中變成無法看清真實世界在發生什麼的人，哪怕我們要做提供事實的工作。
在武漢，我決定去見壹些人，那些伍年前的采訪對象們，或因采訪結識的人們，我始終無法忘記那段時間的絕望、憤怒、和壹種後來少見的公民團結的勇氣。起初聯系ta們時我很忐忑，我不知道大家還願不願意聊武漢疫情、或者會不會覺得在今時今日聊這樣壹個題目是不合時宜的？（畢竟這個環境總是讓記者很心虛，我覺得我們是賊）。
好在我擔心的都沒有出現，許多人跟我見面，許多人願意接受采訪，收到很長的回信，說“壹直把我當遠方的朋友”，伍年前沒有講出口的話，她覺得現在可以講了。還令我非常意外的是，起初聊的時候，只有兩叁個受訪者要求匿名。寫完之後，我跟每個人單獨確認，這不是壹個溫和的稿子，大家都講了很多批評的話，你要考慮壹下風險，結果還是有兩叁個人願意實名。
過去做采訪，心虛變成沒有精力面對，有時候稀裡糊塗給采訪對象匿名，或者揣測對方不願意實名。我不知道是我長大了，還是風向真的又有了變化，我心裡也有壹種猜測：會不會在信息更不自由的環境裡，大家比以往都有更多的表達欲望，也願意為此承擔責任。
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許多媒體培訓的主題是“如何打開受訪者”“如何讓受訪者願意接受采訪”之類的。工作伍年之後，我的策略完全發生了變化。前陣子，壹位前輩問我，“現在做采訪還容易嗎”，我的回答是：“也許以前的社會裡有100個人都是願意接受采訪的，現在可能只有5個，但對於個人記者來講，我只要找到我的5個受訪者就可以維系我的報道”，雖然這是我用來安慰自己做報道沒有那麼難的壹種方式，但我也確實覺得，在今天，我的責任不是讓那95個人開口，（不願意說、不能講，這樣的恐懼總是像病毒壹樣隱秘而又快速地傳播，我覺得我永遠跑不過病毒傳播的速度），而是應該去找到那還願意講話、願意做公共表達的5個人，努力把話筒交給ta們，擴大常識傳播的聲量，讓藏在暗處的勇氣被看見。
回頭看，如果要問，究竟是什麼讓我還留在這個行業，我覺得是“壹直還有做報道的機會”，無論我進步再緩慢、有再多的困惑，只要還壹直和選題呆在壹起，經驗會越攢越多，困惑會被慢慢解決。只要壹直還在場，經驗都是可以慢慢習得的。只是在場變得如此難，讓記者安心知道自己可以留在這個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真希望我們可以壹直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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