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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1-22 | 來源: 環球網資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Fleabag之所以在拾年後仍然具有刺痛感，首先在於她對“不討好”的高度自覺。她並非無意識地失禮、越界或情緒失控，相反，她非常清楚社會如何期待壹個女性被觀看、被評價、被接納，也正因為這種清楚，她才選擇反向而行。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女性長期被置於壹種隱形的“可愛義務”之中。她們被期待是體貼的、情緒穩定的、善於自省的，同時又要在沖突中保持克制，在關系裡承擔調和者的角色。阿琳·霍奇希爾德基於情感社會學領域提出的“情緒勞動”概念，正好解釋了這種結構性負擔：女性不僅要完成工作與關系中的功能性任務，還要額外負責管理他人的情緒體驗，讓場面不尷尬、關系不破裂、他人感覺良好。
Fleabag的“不討好”，本質上是壹種對情緒勞動的拒絕。她不願意再為他人的舒適感負責，也不再試圖將自己的憤怒、欲望或羞恥整理成壹個“可以被理解”的版本。她允許自己尖刻、冒犯、失控，甚至主動展示那些社會語境中被視為“不宜公開”的女性面向——性沖動、嫉妒、自私、惡意。這種展示讓觀眾意識到，女性可以不為「被喜歡」而存在。
這壹點，使她與傳統影視中的“反叛女性”明顯不同。她並不是通過成就、才華或道德高度來抵消自身的不討好，相反，她幾乎沒有任何可供辯護的資本。她失敗、貧窮、事業停滯、人際關系混亂，無法被輕易包裝為“天才型怪人”或“暫時受挫的成功者”。她的不討好，沒有兜底方案。
從女性主義理論來看，這種姿態觸及了“可被喜歡性”（likability）這壹長期被忽視的性別門檻。研究反復表明，女性即便在展現權利、獨立或反抗時，也往往需要保留壹定程度的溫和、幽默與自我修正，以避免被徹底否定。而Fleabag則幾乎完全放棄了這種安全裝置。她不解釋、不緩沖、不提供道德補償，甚至在觀眾試圖對她產生同情時，迅速用新的越界行為打斷這種情緒。
這也正是她不斷打破第肆面牆的深層含義。表面上，這是她與觀眾的親密互動，但更深壹層，它是壹種敘事權力的再分配。她拒絕被單向觀看，而是通過直視鏡頭，將自己置於“敘述者”的位置。她提前說出那些可能被指責的部分，用自嘲搶占道德制高點，把羞恥轉化為語言，把被審視轉化為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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