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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6-01-25 | News by: 上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北京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古巴在冷战后期也卷入国际毒品走私风波。 198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揭露古巴高层可能涉入协助拉美毒枭将可卡因运往美国。 最轰动的是1989年卡斯特罗下令逮捕并处决一批军方高官，指控其私下从事毒品交易。 根据随后公布的审讯资料，自1986年起，首脑奥乔亚（Arnaldo Ochoa Sánchez）多次与哥伦比亚大毒枭合作，使古巴成为运输美国毒品的新管道。
卡斯特罗政权坚称这是将军贪腐自作主张，并未获高层授意; 但外界普遍怀疑古巴政府至少是默许甚至主导这一地下生意。 毕竟在苏联援助减少后，哈瓦那亟需美元，而毒品买卖提供隐秘财源。 美国方面当时指控古巴参与所谓“毒品恐怖主义”（narco-terrorism），意即利用毒品削弱美国社会的阴谋。
无论是柬埔寨的诈骗集团、苏联的伪钞与情报战、朝鲜的国家犯罪体系，还是古巴与东欧国家的灰色交易，都呈现出利用非法产业遂行国家战略的共同逻辑。 中国与柬埔寨当前在诈骗等灰色领域的合作，如同此模式的当代延续和变体。
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在灰色产业上的默契合作由来已久，但在近二十年尤其突出。 （美联社）
威权国家的灰色空间治理性
威权国家在灰色产业的运作体现治理性的地缘政治。 这类政权将非法活动纳入其统治经济体系，但采取模棱两可的合法性策略。 这些国家刻意模糊主权责任，将犯罪活动安排在境外或灰色地带进行，借此逃避本国法律和国际谴责。
它们表面宣称严打犯罪、履行国际义务，实际上却至利用这些非法收益来维系统治，或达成地缘战略目标。 例如：中国的跨国诈骗集团大多盘踞于境外如柬埔寨、缅甸的自治区，这些地方治安失控且鞭长莫及，中国政府便可以撇清责任，同时透过外交和情报渠道暗中影响当地局势。
当国际舆论谴责诈骗猖獗时，北京可以高调参与联合行动、签署协议示意配合，以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但在实际执行上，中方重点关注的只是危害中国利益的部分，对针对外国人的犯罪网络则相对低调处理。
这种选择性执法充分体现治理的算计，国家将何种非法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何种则可以默认进行策略性划分，从而既维系统治秩序，又将灰色利益最大化。
威权国家对灰色产业的运用还体现一种反治理的治理，即对外声称严厉治理非法活动，对内实际运用非法活动来维持政权本身。 这种悖论可用意大利学者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隐喻来解读：国家为了自我保存，有时会像自体免疫疾病一样利用破坏性手段，牺牲部分法治原则或他国福祉来增强自身免疫力。
例如，中国容忍诈骗集团祸害境外人士，相当于将犯罪毒素引向外部环境，以换取国内相对干净的网络空间和金融秩序，从而保护自身体制的稳定。 这些灰色产业往往盘踞在主权边界地带，如缅甸果敢、柬埔寨西港等处于国家边陲或管辖暧昧的区域，被有意塑造为法律监管的漏洞地带。
在这些空间，传统主权规则被悬置，所谓的“例外状态”，法律在此失效，人们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裸命”，听任强权摆布。 这些无主权秩序的灰色飞地表面上不属任何国家管辖，实则由跨国犯罪组织统治，而犯罪组织背后又暗藏着威权国家的影子。
面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的不断进步，威权国家持续创新其组织犯罪手法，并把这些行动纳入战略工具，重要性可比拟情报单位或代理人。 他们甚至运用新媒体及社交媒体来隐藏身份、执行任务。 因此，台湾必须警觉权力运作中的灰色治理策略所带来的挑战。-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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