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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05 | 來源: 上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更值得警惕的，是制度層面的“有病推定”。2012年上海曾提出，無故不上學、不上班、不出門、不與人接觸者，皆可列為疑似精神病調查線索。這種先假設異常、再尋找疾病的治理邏輯，實質上模糊了公共權力與私人生活的邊界，使精神醫療成為預防性控制的合法外衣。從上訪者、同性戀者，到被視為“社會邊緣”的老人與失業者，是否真的患病往往不是關鍵；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是否被視為“風險來源”。
在制度眼中，每個人都是潛在搖錢樹與可能風險源
精神病院因此成為壹個便利的制度容器：可以隔離、可以標簽、可以長期收治，還能透過醫保體系轉化為財政資源。這正是襄陽事件令人不寒而栗之處，當連護工、保安都成了“掛名病人”時，證明了在制度眼中，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搖錢樹與可能的風險源。當正常人被制度性吸納為“病人”，不只是醫療倫理的崩壞，更是治理邏輯的赤裸展現。醫保被騙，固然是財政問題；但更深層的，是壹套默許違法、交換穩定的運作模式。
為何制度無法也不願意，讓這種事真正停下來
官方通報立案調查，並不令人意外；真正值得觀察的，是事件是否會止於“專項整治”，而不觸及結構性問題。如果違規的代價仍低於“處理風險”的成本，那麼即使換壹批醫院、抓幾名負責人，也無法阻止下壹個精神病院繼續扮演同樣的角色。當壹個制度必須依靠違法行為來維持表面秩序，問題早已不只是執法不力，而是治理本身出了問題。精神病院騙保案，並非體制失靈的意外，而是風險維穩邏輯下，壹個再合理不過的產物。
這正是為什麼，每壹次的“整治”都不會是最後壹次。真正需要被檢視的，從來不是“為何有人敢騙”，而是為何制度無法、也不願意，讓這種事真正停下來。
※作者為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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