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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06 | 来源: 看理想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古典社会将人分为不同的道德等级，又为不同的等级匹配不同的法律待遇。在一种最“理想主义”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可以公正地凭借道德水平划定每个人的道德阶序。
但回看历史，以德入仕的“举孝廉”，不论哪个时代都是豪族世袭的工具。古典时代以德缓刑的美好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其掩盖的，就是道德与社会身份的极端不平等。
另外，以德定刑，而不是以规则定刑，还铸就了古典时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一条巨大断裂带，就是“陌生人社会”与马克思韦伯的“诸神之争”。
在古代，什么是“好人”，大家有共识：忠君爱国、孝顺父母、虔诚敬神。就算有分歧，还有地方宗族长老，依据地方权威，来判定谁是“好人”。宗族社会既带来近距离与熟识，这是判定道德的基础，又带来强大且稳定的道德共识，这是判定的准绳。
但在2026年的今天，这种共识已经粉碎。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眼中的“好人”，可能是一个产业工人眼中的“疯子”；一个坚守传统的保守派眼中的“好人”，可能是一个进步主义者眼中的“老顽固”。
《成瘾剂量》
当大家对“什么是好”都已经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律如果继续坚持“奖励好人、惩罚坏人”，它就不再是正义的化身，而会沦为一部分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暴力工具。
另外，今时今日，失去了宗族近距离社会的长期人际纽带，仅仅根据一时的言行，甚至一次言行，何以判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慈善家未必是好人，一时失足的罪犯也不一定比别人道德水平更低。
正是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无休止的道德内战，现代法律被迫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退让：它不再教人“如何成圣”，而只负责规定“如何不可”。它从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所”，退化成了庸俗但必要的“交通规则”。红灯亮了，无论你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刚刚抢劫的犯罪者，都要停车。
这不是因为法律看不出道德品质的高下，而是因为作为交通规则，它必须对驾驶者的道德品质保持盲目，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运转，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才是“现实主义”。
这就是现代法律为什么要发明“法律人格”这个极度抽象、甚至有点无人性的概念。“法律人格”就像一个面具，它遮挡了每个人具体的面容——高尚、卑鄙、富裕或贫穷，只保留了一个最基本的属性：权利的主体。
之所以要戴上这个面具，是因为在陌生人社会里，每个人互不信任，互不了解。为了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协作与交易，大家都需要一种标准化的，可预期的身份。
主张“好人”与“坏人”的法律平等，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高尚了，而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孤独了。平等，是陌生人之间达成契约的唯一公约数。
试图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复刻古典时代的“德性政治”，不仅是刻舟求剑，更是一场有意的灾难。
那些高喊着要剥夺“坏人”权利的人，实际上是在主张和攫取一种特权：既想享受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不用向族长磕头，不用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必遵从社会规则表达），又想拥有古典社会的道德特权（坏人必须被我定义，被我被踩在脚下）。
04.
“好人”的建构学
而且，“好人”与“坏人”这一组相对的概念，也并非无可指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米歇尔·福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刑法体系和道德话语往往聚焦于底层社会的非法行为，而系统性地忽略或轻视精英阶层的掠夺。-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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