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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09 | 来源: 林辉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资料照片）
未遂武装政变
庭审记录显示，10月7日，毛死后一个月，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接到通知，让他们到北京开会。这引起了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的警觉，认为这很反常。
在马天水、周纯麟去北京之后，徐景贤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当晚，徐给当时的江青的红人、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询问北京的情况。其后，又与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但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忐忑不安中过了10月7日后，8日一大早，徐景贤和王秀珍就听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此时的张春桥其实已经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抓捕。
听李文静这样说后，内心不安的王秀珍马上亲自给王洪文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同样打不通。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后，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于是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徐景贤和王秀珍又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通知里面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上海警备区也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无疑，北京可能出大事了。这让徐景贤等人很是忧虑。徐与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何秀文、肖木、廖祖康聚在一起分析形势，揣测究竟是什么人出了事。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还说了一句暗语“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撂下电话，几个人推测没有胃病的房佐庭说这句暗语究竟是何意思。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大家于是都明白可能是几个老帅已经动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下手了。
几个人瞬间明白形势非常严重，于是他们分别去找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市公安局负责人、新闻界负责人，为武装政变提前打招呼和吹风。
当晚，王秀珍告诉徐景贤说，她和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
徐景贤听罢心里一惊，“果真出事了”。他想到张春桥9月28日的预言果真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他马上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大家于是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又打来了电话，暗示文化部的几个人也被抓了。听罢，肖木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肖木这么一说，大家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下一步怎么办？徐景贤等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发动武装政变。依据一个是张春桥9月28日下的指令，即“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一个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
姚文元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就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对此，徐景贤深以为然。
王秀珍告诉大家，她白天已经与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等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另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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