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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10 | 來源: 捉刀時間max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有人說，王朝滅亡，是因為皇帝昏庸，也有人說，是因為奸臣當道，還有人說，是因為外敵入侵。其實，這些結論只是寫給百姓聽的戲文。壹個諾大的帝國，豈會亡於壹個昏庸的皇帝，幾個奸臣又怎會把朝廷掏空，外敵又怎會突然兵臨城下？
戲劇家們給出這些結論，目的是為了把系統的問題，簡單甩鍋給某個具體的人，從而讓人們忽略系統本身的問題。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沒有真正的歷史，只有朝代的輪回。這壹評價，雖然傲慢，但也精准捕捉到了歷史最具特色的命題：歷史壹直在重復，但重復的不是昏君，而是系統性失敗。王朝不是被某個具體的人搞垮的，而是被系統結構拖死的。
為什麼這麼說？當代著名的政治學教授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壹書中給出了答案：古代社會不是停滯不前的死水，而是壹套具備強大自我修復能力的超穩定結構，它通過周期性崩潰實現自我淨化，在毀滅與重建中維系核心結構不變。這種結構的韌性，源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叁大子系統的平衡。這便是著名的超穩定結構。
歷史是壹個運動的過程，在運動過程中，這叁個子系統之間勢必會出現磨合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會催生系統的變化，變化的形式用現代術語稱之為改革與革命，在古代稱之為變法和農民起義。
顯而易見，變化存在兩種可能：壹種是舊結構被瓦解，並失去了恢復的能力，同時又孕育出新的結構，社會從而進入了壹個新形態。另壹種則是舊結構崩潰，這種崩潰反而消除了子系統之間的矛盾因素，同時也扼殺了尚未成熟的新結構萌芽，從而使得系統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毫無疑問，古代中國正是在第贰種可能性中不斷循環。
那麼，為什麼舊結構的崩潰反而會有利於舊結構的復活，而且還扼殺了新結構的萌芽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白叁點：什麼是舊結構、什麼導致了舊結構的崩潰，以及什麼修復了舊結構。
首先，什麼是舊結構？舊結構就像壹台電腦，由CPU、內存、顯卡叁個核心子系統構成。
CPU就是意識形態，儒家學說為古代社會提供了壹套解釋世界的框架，它的核心是等級秩序和倫理道德。董仲舒提出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將這套意識形態上升為用之肆海而皆准的宇宙法則。這套學說，號稱可以解釋壹切社會問題，雖然都是事後的，但它極具辨證性，既能論證皇權的合法性，也就是天子受命於天，又能標榜農民是社會的根本，也就是民為貴、君為輕；既能維護官僚的利益，也就是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又能為農民提供最基本的道德庇護，也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這樣的CPU，在王朝鼎盛期，它是社會和諧的潤滑劑；在王朝危機時，它又成了診斷問題的標尺，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以那些推翻舊結構的起義，也要高舉“替天行道”、“恢復叁代之治”的儒家CPU。
內存就是官僚體制，自秦朝“廢封建、立郡縣”以來，古代王朝建立了壹套以皇權為核心，通過官僚系統治理的中央集權體制。這個內存的精妙之處在於，它還是雙通道，也就是儒法合流：表面上推崇“仁政德治”的儒家倫理，實際卻倚重“利出壹孔”的法家手段。士的官位、農的土地、工的籍貫、商的許可，壹切都需要這個內存來調節。這個內存的吸引力在於，它壹方面為平民才俊開放了極為有限的上升通道，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效消解了社會的不滿；另壹方面，它又完全控制了知識精英的創造力，所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正是這套制度，確保了精英階層在官本位觀念上的高度壹致，使得王朝更迭後，官僚隊伍依然可以快速吸納社會精英，實現“換廟不換道”的平滑過渡。
顯卡就是小農經濟，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單個農戶如同風雨中飄搖的扁舟，極易破產。然而，正是這種原子化的狀態，才具備了驚人的韌性，也就是壹個地區的崩潰不會引發整個系統的連鎖反應，壹個地區過得不好，反而會讓其它地區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更為關鍵的是，小農經濟與中央集權形成了共生關系：朝廷需要穩定的賦稅來源，農民則需要朝廷提供水利工程和秩序保障。所以，王朝更迭後，都會重建幾乎相同的小農經濟體系。
那麼，什麼導致了舊結構的崩潰？金觀濤先生提出了無組織力量的概念，對CPU而言，比如玄學和清談；對內存而言，比如冗官和腐敗；對顯卡而言，比如土地兼並和救濟失效。當意識形態喪失說服力引發信任危機，當經濟破產導致流民增加，當官僚系統失靈加劇社會失控，最終無組織力量發展到系統無法運轉的程度，舊結構就會轟然崩塌。
那麼，什麼修復了舊結構？答案是農民起義。舊結構的崩塌，並非是文明的終結，而是修復的開始。農民起義猶如電腦的重啟，它強行清除了原來的運行程序，也就是猛烈掃蕩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實現了土地和財富的強制性再分配。但起義缺乏構建全新社會結構的想象力和知識儲備，他們唯壹熟悉的模板，便是前朝的儒家帝國。於是，新王朝建立後，重回小農經濟，重建官僚機構，重尊儒家學說。
比如元朝曾經引入諸多異類的元素：重視商業、允許自治等等，但被朱元璋徹底清除，他頒布《知丁法》，推行屯田，重建戶籍，實施保甲，不僅復歸了宋代的治理框架，還變得更加的保守。
理解超穩定結構，不僅是為了解讀過去，更是為了思考未來。在追求穩定的同時，如何為創新和變革保留空間？就像是李約瑟難題：為何科技革命沒有發生在近代的中國？因為壹個超穩定結構的系統，會本能地排斥任何可能破壞它穩定的力量。
當西方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浪潮中裂變新生時，明清兩朝卻在超穩定結構的軌道上慣性滑行。直到1840年，西方文明攜槍炮而來，這台舊電腦才被迫進入了系統升級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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