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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6-02-11 | News by: 上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安全化是一种将原本非政治或常规政治的议题，安全化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是否接受此一非常论述，并同意赋予决策者非常权力。 台湾正面对与戴维斯窗口的时间赛跑，即使中国出现张又侠失势导致的大规模军方人事动荡，为台湾稍稍争取宝贵的时间。
但是中国的压力已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说服国会和人民接受高于以往的军备采购这一非常措施，实为面对生存的不得已之举。 由于中国的反向作，使得台湾面临比日本和泰国更严峻的情势。 国共论坛结束后，在野党甚至直白的质疑美国的立场，以及政府代表的正当性，这些都是日本和泰国所没有的反治理性困境。
“反制行为”沦为“政治反制”
傅柯的“反制行为”（Counter-conduct）概念，可帮助我们理解台湾社会如何被反向作，对抗寻求安全的正当性。 “反制行为”是被统治者的能动抗拒，拒绝被规训，否定既定主体身分，并寻求创造自身主体性的行为，亦即“不甘被如此统治”的意志表现。
受到他者作的反制行为，体现在作为政治反制，利用民主体制内既有程序，来阻挠执政者的安全政策施行。 由此展现至少有相当比例的代议士和选民，并不愿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治理术，包括其透过特别预算呈现的抗中叙事，使得安全议题反而被利用和分化，作为裂解主体的议题。
由于日本和泰国的国家认同相对单一，政治上不存在统独争议，面对他者的威胁时较易形成共识。 日本的自我定位和安全政策的讨论集中于如何防卫本的手段，而非是否要以武力自保; 泰国的安全政策更是强固地与王室绑定，几乎成为一种公民信仰。 台湾未定; 国族想象的割离，使得民主治理与安全议题相互掣肘。 也许可以说，台湾同时面对未完成的民族的内聚工程，并且还要受到生存的外部挑战。
相对于日本的自民党获得空前胜利，未来将稳定扩充防务开支的鲜明主张，台湾的政局却面临国防特别预算的延宕，甚至受到美国的关切。 （图片撷取自Youtube）
民主、安全化与治理的权衡
从批判性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一国能否有效因应威胁，不单取决于军事实力或敌情强度，更系于岛内政治对威胁的想象与认同。 日本与泰国各自以不同方式看待威胁，前者将中国的阴影投射成全民需要共同面对的危机，后者则将边境的冲突描述为需要强力面对的乱源。
两国的执政党皆相对成功地构筑特定的安全知识版图（geopolitical knowledge），并且说服大多数民众接受相应的非常措施。 唯有台湾，陷于“民主性”与“安全性”两难拉锯。 台湾没有日本那样清晰的外部他者共识，也不像泰国的政治环境，王室和军方能介入安全议题。
当我们的政府试图调动管理技术应对危机时，反而被他者塑造“我们不要被如此统治”的疑惧与叙事。 这份疑惧可能来自对战争的恐惧、对执政者的不信任，甚至是对大国介入的排斥，亦或对自身认同的不安。 面对极化的政治恶斗与“疑美论”的认知作战，安全议题被异化为瘫痪国家防卫神经的毒药，成为中国作的反治理性工具。-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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