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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13 | 来源: 低音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中国其他大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和流动让我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人口密集不仅增加了疫情期间的风险，而且大城市封控政策更严格，对生活和心理造成更大压力，我开始寻找更适合自己生活节奏和价值实践的环境。
回流
我必须得说，后来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还是有点太天真了。本以为回家乡之后可以住在家里，没有房租，交通成本也降低，还可以在家吃饭。但直到真正开始做才发现，困难远比自己想得多。
创业初期，我想做公民教育，但发现当地环境较为敏感，于是转向可持续发展教育，形式主要是研学活动和工作坊。商业逻辑和教育理想之间的矛盾，让我在收入和实践之间持续挣扎。我对商业一直有些抗拒，总觉得想做好的产品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但这很难控制成本。这也让创业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研学项目本身其实很难盈利，除非有一些门槛性的内容——比如参加活动能拿联合国证书，或者写的报告能挂在 COP16 这样的会议上，这样才有人愿意支付高额费用。市场上，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体验，或者为了出国提升履历，真正愿意花钱的人很少。
我也尝试过面向不同学校开展工作，但挣扎不断。国际学校的课程还能产生一些收入，但公立中学的工作坊，一节课才30元，而城中村学校甚至是免费的，我经常不得不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些事情上。这种状态也让合伙人对方向产生疑问，觉得为什么不专注搞商业来探索。
同时，我也参考过一些已有的案例，但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有些古村落、中外合作案例，看起来教育产品很棒，但他们的主营业务是酒店或旅游，并非盈利的主要来源；也有深圳、上海团队回到家乡做研学，但客户很少，可能调研不足。这让我感受到，理想化地回家乡做事情其实充满挑战。
团队组合也是一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很合适，但慢慢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最后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推动项目。而最让我彻底绝望的是，当时学校本来希望和我合作，还有具体的课程安排和学生订单，但因为疫情封控，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活动。等政策放开之后，学生和老师先后生病，等大家都康复了，学生又都在准备出国，最终我只好放弃整个创业计划。
在创业失败、最后一次尝试放弃之后，我本来已经非常绝望，但父母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和我产生了很多冲突。特别是母亲，她会用尖酸刻薄的话贬低我，一度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段时间，我也尝试了其他路径，甚至进入了事业单位，在国际合作部门做组织国际会议和沟通的工作。
那时候，国内对 NGO 的看法也在变化。我妈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之后，问我：“你一天天在朋友圈发 NGO，NGO，你是不是加入了奇怪的组织？”他们不知道 NGO 是非政府组织的缩写，有时甚至把不懂的缩写当作境外势力。我会向他们解释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含义，但这样的污名化确实让我感受到行动空间在缩小。
2019年之后，随着白纸运动发生、大学性别学生社团被404、清华大学彩虹旗事件，性别议题在国内越来越难做。我自己也参与了性别项目的捐助和筹款工作，但这些项目曾挂靠的基金会，后来资金无法提取，银行账号也失效，公众号消失了。
尽管如此，我没有离开。仍然想在有限空间中尝试、挣扎，看看还能做些什么。面对不确定性，人是唯一不变的底色。在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和媒体科普让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形成认知，我看到了根本性的思想改变。即便经济环境不好、空间越来越小，我还是决定回家乡尝试，如果不去做，我会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我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主要是出于家人的期望。凭借过往经验，我很快适应了环境。虽然办公室的氛围让我不太舒服，但稳定的工作让我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也有更多时间去把注意力放回到日常，比如饮食、运动和身体状态。之后，我辞职，来到一个小村庄里兼职做社区发展。那段时间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到，行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不管是和村民一起做泡菜、做针线、办戏剧工作坊，还是合作把村里的水果卖给外面的商家，伙伴之间的连接，以及村民和朋友的参与，都让事情真正落在了地面上。
我开始更专注于通过食物去连接人和生态。这些看似缓慢、琐碎的日常介入，反而能持续带来资源与合作。那时的生活很具体：可以投入时间研究食物，朋友就在身边，想游泳随时就能下水。除了对收入仍有一些现实期待，我几乎没有太多不满。我逐渐明白，行动的韧性并不来自持续对抗，而是在失败或压迫面前，仍然提醒自己回到呼吸、食物和身边的人。身体健康是行动的基础，学会认真休息和饮食，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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