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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18 | 來源: 香港01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社交平台上，當越來越多西方網友分享著自己在中國就醫的經歷。尤其在中國對西方諸多國家免簽政策後，大批西方人主動來華尋求醫療服務。而在過去，特別是中國的富人大多推崇赴海外就診，如今風向大變“反向醫療”的熱度持續攀升。（網絡圖片）
為何西方變得“貴得離譜”？
這場“性價比遷徙”，本質上是市場對西方不合理價格體系的自發修正。當西方人被迫跨境尋找可負擔服務時，壹個尖銳問題浮出水面，曾經象征“高效、優質”的西方服務，為何變得“貴得離譜”？答案並非單壹成本上漲，而是西方深陷經濟規律與制度枷鎖交織的結構性困境，短期內難以破解。
西方高價格的核心症結之壹，是深陷“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泥潭——這壹經濟學規律，精准解釋了醫療、教育、法律等領域價格飆升的本質，制造業可通過自動化提升生產率、壓低成本，但人力密集型服務領域，技術難以完全替代人工，醫生、教師等的勞動無法被機器取代。
西方整體經濟發展帶動全社會薪資上漲，美國工人平均年薪約5萬美元，德國約4.5萬歐元，但人力密集型服務領域的生產率卻難以同步提升——壹名牙科醫生、律師壹天的工作量，幾拾年來無本質變化。為維持行業吸引力，這些領域薪資必須同步上漲，成本最終全部轉嫁消費者，形成“薪資上漲→成本飆升→價格暴漲”的惡性循環。
以美國牙科為例，牙科醫生年薪超20萬美元，是墨西哥同行的4倍；牙科護士年薪6萬美元，是中國的5倍以上，直接導致美國牙科治療價格是墨西哥的10倍、中國的8倍以上。那位美國女士在加州的4500美元報價，70%以上用於支付薪資和運營成本，而非技術或設備。這種困境並非個例，美國私立大學學費每年5-7萬美元，普通民事糾紛律師費動輒數萬美元，均是“鮑莫爾成本病”的具體體現。
如果說“鮑莫爾成本病”是經濟根源，那麼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就是加劇困境的致命推手。西方的監管體系、壟斷格局與去工業化後的供應鏈崩解，共同織成“高成本枷鎖”，將消費者困在離譜的價格體系中。
首先是過度監管與行業壟斷，人為制造“供給稀缺”。美國牙科醫生協會、醫師公會等通過嚴格執照審批限制從業者數量，美國牙科醫生人均服務人口是墨西哥的3倍以上，醫生擁有絕對定價權；這些組織還游說政府，阻止跨州、境外醫師執業，鞏固壟斷地位。藥品領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對仿制藥審批長達數年，導致品牌藥物長期壟斷，壹款關節炎藥物，美國價格是印度的20倍以上，有效成分卻完全壹致。
還有西方的訴訟文化，進壹步推高服務成本。醫療領域，為規避天價賠償，醫生常采取“防御性醫療”——開具不必要檢查、增加無關治療項目，那位美國女士被推薦的“深度清潔”，就是典型例子，這些成本最終都轉嫁到患者身上。
此外，去工業化後的供應鏈崩解，拉大了制造業成本差距。西方大量制造業產能外遷，導致本土供應鏈碎片化、效率低下，成本飆升。最典型的軍工制造，美國阿利·伯克級驅逐艦造價超20億美元，是中國同類艦艇的3-5倍，差距並非源於技術，而是西方私營軍工企業層層外包、薪資高昂、合規成本巨大所致。而中國憑借完善工業供應鏈和合理人工成本，實現“低成本、高性能”生產，這種差距正被西方企業和消費者廣泛感知。
香港人每逢周末或節假日遷徙式北上深圳、中山等地消費已經成為習慣，有港車經港珠澳大橋離港或回港，時常會遭遇大擁堵，甚至要花費數個小時才能開車登上這座大橋。(港車北上分享群Facebook專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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