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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10 | 來源: 谷雨實驗室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不該炸的地方，它都炸了”
從德黑蘭輾轉阿塞拜疆、土耳其飛行近20小時後，3月6日，44歲的譚小林和他的同伴們在凌晨5點落地北京。北京此時已下了壹天的雪，因為走得倉促，譚小林沒能帶上壹件厚外套。拾幾個小時後，他吃上這天的第壹餐飯——北京烤鴨，他對接風的朋友舉起酒杯，說：“總算是活過來了。喝上中國的酒，慶幸我還活著。”
我在北京見到了他們，這些常居伊朗的中國人，在當地從事電池、瀝青、科技、礦石和酒店業。或許是長期在壹個充滿動亂的地方經商帶來了大心髒，他們看上去還算鎮定。譚小林和同伴們熱烈討論著伊朗的情況，只是在窗外有壹個很大的轟隆聲時，他會有點心悸，停下手中的動作說：“這個聲音，就有點像那轟炸的聲音。”
5天前，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大規模空襲。4天前，伊朗政府確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裡賈尼說：“伊朗的心被刺穿了，因此伊朗也將刺穿敵人的心。”
德黑蘭某處爆炸
也正是在那壹天，譚小林和伊朗華僑華人聯合會的成員們把36個中國人送上撤離伊朗的第壹輛大巴車。譚小林是這個伊朗華人民間組織的副會長，也是此次撤離的聯絡員，他壹共協調了8輛大巴車，帶著470名中國人，駛過伊朗無盡的礦山和鄉村，到達阿塞拜疆口岸，逃離了德黑蘭。
譚小林開的長城公寓是這次撤離的集合點——這家公寓位於德黑蘭市中心偏北的壹條街上，只接待華人，9層樓的高大建築，能同時容納200多名客人。酒店壹晚的價格在45到90美金，包叁餐，還有裝修好的辦公室可以使用，在當地算是平價。來伊朗出差、做生意的中國人聚集在此，常常壹住就是壹年。
譚小林是那種熱心愛張羅的人，這也是他成為華聯會副會長的原因。他是湖南人，從社區民警、治安民警、經偵警到刑警，幹了拾幾年。後來做生意失敗，就來了伊朗，他人脈廣，有時候幫住客對接壹些資源，介紹介紹朋友，收取壹點中介費。但總歸受戰爭影響，時時虧錢。
伊朗不太平，在那裡的中國人都知道。譚小林來伊朗的兩年裡，經歷叁次戰爭、壹次暴亂，他起初還是平靜的，覺得無非是斷上幾天網，切掉幾天電話線，“壹群中國人在壹起聊聊天，兩耳不聞窗外事，只要保證自身安全，不要隨意出行就行了。”導彈從遙遠的地方飛過來，壹些軍事設施被炸毀。但超市照常開門，街道依舊亮燈。人們看不見導彈，只能聽見“這裡壹下轟聲，那裡壹下炸聲”，遠遠近近地落下來。在伊朗生活的人，就在這些被切割的時間空隙裡尋機出門，購物、工作，完成壹些必要的事。
今年1月份，伊朗發生斷續的暴亂，譚小林怕游行的人沖進來誤傷客人，用鐵鏈緊鎖了公寓的大門。爆炸聲和槍聲不斷。這些聲音通常都發生在早上柒點到九點、中午壹點到兩點、晚上六點到九點之間。按照對過往戰爭規律的分析，譚小林安撫驚惶失措的客人：“以前打仗都是這樣的。打個壹天到兩天，再回到談判桌上談判，就這麼完事了。”
但漸漸地，譚小林感覺這次有些不對，他盯著新聞看，壹會兒說“美國圍波斯圍了差不多快10天了，天天喊著打”，壹會兒又看見內亂，“雙層夾擊”。然後就是“打內戰沒搞成功，談判也沒談成功”，他想著這下真是要打了，打大打小不知道，人卻是疲憊了。
後來炸彈真的來了，還是誰也沒想到的事。最讓譚小林擔心的是，這次的攻擊方式和之前導彈精准打擊軍事設施不同，主要攻擊方式是無人機攜彈。幾個人告訴我，這些無人機沒個准頭，“導航靠慣性，速度和汽車差不多”“風壹吹就偏了”。美國《軍事時報》3月1日引述美軍中央司令部官員表示，“盧卡斯”自殺式無人機已在行動中實際投入使用，以低成本、可大量部署為主要特性。新的攻擊方式打破了普通人和政治之間曾經牢不可破的隔閡。
“炸了醫院，炸了學校，死了柒八拾個小孩子。這是不該炸的地方，它都炸了。”譚小林說。他們曾經認為學校總該是安全的，但沒想到有天在新聞裡看見壹所女校被炸，鳥瞰圖裡160個女學生的屍體排列在160個挖出的墓穴裡。有幾次，炸彈落在距離長城公寓周邊500米的地方，整個大樓震動劇烈，轟轟地響。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樓頂的陽光房頂也被氣浪掀走。新聞裡報道，壹名中國人不幸遇難。
妻子在德黑蘭幫著他管理酒店。她開始整日焦慮，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念叨著想回家，畢竟他們的兩個兒子還在國內。大兒子在部隊裡當兵，小兒子剛上初贰。譚小林幹脆給她買了壹張2月26日的機票，讓她先走，他自己留下來安排華聯會的撤離。“上壹次撤僑，你就跟我在壹塊，你也看到了我做事的方法，沒啥事兒。”他說，“你回家，我也安心壹點。我在這裡會自己照顧自己。”
不要崩不要恐懼
譚小林告訴我，去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本土發動空襲時，華聯會就曾和大使館聯絡，幫助中國人從伊朗撤離。但決定出於臨時，他們只簡單開了個會，把撤僑小組的聯系方式發到了各個當地群聊，再收集撤離人員信息，幫助他們離開。上千人擠到關口之後譚小林才發現沒那麼簡單，有人只有工作簽、沒有離境簽，有人簽證過期，有人護照出現問題。每人被盤問了肆伍個小時，最長的壹個甚至17個小時。
這壹次，他們制定了更為周詳的應對方案。早在暴亂之中，華聯會就向大使館匯報，並立即成立了撤離小組。小組裡再細分聯絡組、統籌組、登記組、後勤組。幾名成員都是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國人，基本上都40多歲。他們平時各忙各的，但每隔壹兩周，會聚在壹起吃吃火鍋、聊聊天。出門在外，就像家人壹樣。如今更是成了戰友。
撤離小組成員聚會
2月28日，伊朗領空關閉，譚小林決定和上次壹樣，繞道阿塞拜疆回國。怕臨時找不到車，他在開戰兩個月前就聯系好了8輛大巴車。租用德黑蘭當地旅游公司的車輛，壹輛1500美金，司機都是伊朗人。他們有壹個200多人的應急群，在每個省分布壹名聯絡員，負責聯絡本省內的中國人。無論是自己做生意的，還是公務人員、旅行者、學生、工人，只要是中國人都可以。
門海燕是其中的壹位聯絡員，45歲，在壹群人中相對年長，人人都喊她“門姐”“海燕姐”。我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留著壹頭幹練的短發，在中東做瀝青生意，公司從內地開到香港、迪拜、阿富汗和伊朗，靠自己壹路打拼過來。她負責的工作是按照群裡上報的電話壹個個打過去，登記下這些人的名字、電話、護照號和地址。她那時發著低燒，腦子嗡嗡地疼，嗓子也在發炎，滿腦子都是怕把信息搞錯，漏了壹個人。登記組的陳暉幫著她摁電話號碼，“你好，我們想跟您確認壹下您現在的位置。”每次都是這個開場白，重復了多少次，她也記不清楚。“您是不是要撤離？如果撤離的話，我這邊給您報備。”
門海燕處理登記表
幾乎每分鍾都有電話、短信進來或者出去。門海燕寫了滿滿的幾頁紙。有人不停發來短信，門海燕的收件箱裡，英語、波斯語和中文夾在壹起：“可以帶個大拉杆箱子嗎？”“中途有停車上洗手間嗎？”“阿塞拜疆有入住酒店嗎？因為我壹個人，不懂英文，不懂波斯語。”“車費是多少？”
門海燕手機上收到的短信
有人急得壹句話好幾個錯別字。有人說出了門，打不到車，電話網絡也時斷時續。還有人說，老板跑了，留下他們叁個打工的。陳暉形容：“感覺像等死壹樣，就是那種感覺。”門海燕壹條壹條回復，不要擔心，到公寓來，我們很多同胞都在這裡。不要擔心，明天上午你給我打電話。這座公寓的名字叫“長城”。不要擔心。
譚小林記得，自己的電話也在不停地響，聯絡組、登記組和後勤組都在找他，有人需要辦理離境簽，護照還被押在政府裡。現在政府沒有了，怎麼過關？他要通過大使館去幫助協調壹個臨時護照。所有登記過的人，信息要向大使館報備。還有口岸的大使館，阿塞拜疆的華聯會，所有人都等著他的協調。焦頭爛額只能放在心中，多年當警察的經驗讓他習慣收斂情緒，做好別人的“定海神針”。他告訴自己：“不要崩，不要恐懼。”
譚小林的叔叔喻建軍負責為這些聚集到酒店的中國人做飯，他63歲了，壹輩子沒出過國，今年春節，譚小林請他來幫他打下手，結果沒壹個月就碰上戰爭。喻建軍冒著炮火，每天出門買菜。伊朗人的月薪普遍在1200到1500人民幣之間，而牛肉就要80多元壹公斤。戰火壹近，菜價又上漲了叁成。“普通人都活在水深火熱當中。裡亞爾貶值貶得太快，有的人連牛肉都買不起了。”譚小林說。
撤離的中國人來自伊朗的每個角落。在港口城市阿巴斯，有肆個互相不認識的人同時打電話給門海燕。這座城市被轟炸得更為嚴重，在去年4月還曾發生過壹次嚴重爆炸及大火。“戰亂時期，壹個人想找車太難了。”門海燕想辦法把這肆個人攢到了壹塊，“相互留個電話，能有個照應。”
後來，這肆個人找到兩輛車，連夜開了20多個小時，抵達了1000多公裡外的長城公寓。在當時，找兩輛車也是壹種戰時生存智慧。萬壹路上出了意外，還有准備。
但即使在城裡，抵達公寓也是困難重重。陳暉在撤離前壹晚帶著自己所有的行李，計劃從居住地開車到長城公寓。彼時GPS已經失靈，網絡也受限，伊朗的道路很復雜。平時拾幾分鍾的車程，他在德黑蘭街頭繞了叁個多小時。路上人很少，店鋪都關了。“我挺害怕的，因為你也不知道炸彈會從什麼地方下來。”
他找到壹個外賣員，用英語請求他：“我給你錢，你把我帶到長城公寓。”對方沒有搭理他，在伊朗，大部分人不懂英語，更何況戰亂中人心惶惶。最後，他看見壹輛警車，終於如獲大赦。把車停在路邊，他就奔過去對著兩個警察連英語帶比劃地說，請你們帶我出去。
到達長城公寓的人總是這樣，帶著自己大箱小包的行李，有的拖著孩子和老人。最少的是壹個背包。有的人甚至普通話也說不清。
譚小林記得，3月1日中午12點多，第壹輛大巴車離開長城公寓，去往600多公裡外的Astara口岸（伊朗－阿塞拜疆口岸），這壹天共計有188人離開德黑蘭。大巴車壹輛壹輛發車，到4日他們最後撤離時，只剩下拾幾個人了。
伊朗華人在撤離小組的組織下有序撤離
人們坐在車裡心照不宣地保持著沉默。出發前，譚小林告誡過他們，路上別拍照，手機裡別留存，有什麼關於爆炸的影像都要隱藏起來。盡管他們帶著中國國旗，通常不需要搜查，總是攔下來，看壹看。檢查的長官出來打個招呼：“你們是中國人。”隨後便放行，但譚小林覺得，壹路上部隊、革命衛隊、反間諜警察太多，檢查站遍布，多壹事不如少壹事。萬壹被逗留檢查，那就麻煩了。
沒有人知道路上會發生什麼，“壹個炸彈過來了把我們炸沒了都有可能。”門海燕說，“當時想的就是盡快，趕緊撤離德黑蘭。”
坐在車裡，譚小林也緊張，但只能深藏在心。每個車隊都有組長、副組長、安全員，每隔壹小時給他打個電話。每肆伍個小時，他也會給國內的妻子打個視頻報平安。偶爾能聽見車裡發出小孩子的啼哭，劃破車廂裡緊繃著的沉默。
這條路譚小林曾計算過，開得快的話6小時，開得慢也就8小時。但人算不如天算，從德黑蘭出發時，頭頂還晴空萬裡。走到壹半天氣倏變，大雨夾著風雪迎面而來。司機不得不放慢速度，到達阿塞拜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多，拾幾個小時過去了。
最好的事情是，那天，每個人過關的時間都沒有超過6分鍾。叁天沒睡覺的譚小林，終於和所有人壹起松了壹口氣。過完安檢口，壹群阿塞拜疆記者湧上來，拾幾個話筒圍在身前。壹個老太太是來伊朗旅游的，她對記者說，以為自己再也見不到老伴了。
門海燕在過關時，看見曾通過電話的壹家肆口，帶著兩個孩子，壹個1歲，壹個5歲，是接到報備中年齡最小的中國人。孩子被爸爸抱在懷裡安靜地睡著了，她走向前去打招呼，孩子的爸爸向她表達感謝，很普通的話語，但不知為什麼，門海燕掉下了淚。
從左至右為陳暉，譚小林，門海燕
等航線恢復，我立馬就殺過去
3月6日，譚小林和我坐在北京的壹家飯店裡，回憶起驚險的壹路，在去往阿塞拜疆口岸的路上，大巴車在山間行駛，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壹路上都是伍顏六色的礦山，黃的、紅的、黑的、白的，因為那些煤炭、銅、鋅和天青石，很多伊朗人得以維持生計。
譚小林剛到伊朗時做礦石生意，就住在這樣的礦區裡。“伊朗是壹個礦石的博物館。”他記得自己在壹個村莊，把沙漠壹樣的地表挖開，全是金燦燦的漂亮石頭。當地人不知道這是什麼，他拿去化驗，發現是天青石，壹種需求很高的工業材料。後來，他開起了工廠，把這種礦石賣到中國。
望著那些礦山，譚小林心裡想，自己和車上這些人已經比伊朗人要幸運很多，他們又能逃到哪裡去呢？仍然要守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把日子過下去。
戰爭前的伊朗街頭
他喜歡伊朗，想起自己離開德黑蘭之前，公寓的伊朗員工對他說：“你放心回國。有我們在，會看好工廠和酒店。”伊朗員工都30歲左右，是前台、客房經理、廚師和工人，他們仍然要守在這裡。
剛來伊朗時，譚小林聽不懂波斯語，也只會壹點兒英語，帶著壹個翻譯機跑到伊朗。但他充滿信心，相信“風險越大的地方機會越大”。請壹個懂中文和波斯語的翻譯每個月至少要2000美金。為了省錢，他比劃著和伊朗人做生意，把波斯語當成壹個方言去聽。他發現伊朗人像話癆壹樣，特別愛聊天。波斯語咕嚕咕嚕地灌進耳朵，譚小林吃著自己的飯在旁邊聽。聊到主題，他再用翻譯機講。慢慢熟悉以後，他們說的他能聽懂壹些了。
每天和伊朗人生活在壹起，他們也漸漸明白了他的肢體語言。有時候，他用翻譯機告訴自己的員工，今天要做什麼事，再讓他們復述壹遍。幾次之後，就准確無誤了。“伊朗人非常聰明。和他們接觸久了，也就習慣了。”
這種聰明還體現在另壹個方面。“伊朗人看起來很天真，但你千萬別被他蒙騙。”譚小林告訴我，剛來做生意時，他還不懂這些。在幾千年前，這裡還叫波斯的時候，就有了壹個詞叫“塔洛夫”，翻譯成中文大意就是“套路”。伊朗商人常常說“我壹定會幫助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會要求簽了第贰份合同，才把第壹批貨給你。但待久了以後他發現，他們只是想把合作伙伴“套”住，“想和你長久合作。”他說，伊朗商人把征信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譚小林和同伴們在北京的飯桌上，回憶起那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在戰亂中被毀壞，語氣唏噓，在譚小林的礦石工廠附近壹公裡處，幾個導彈掉下來，沒有炸開，不知道怎麼回事。“自由塔附近被炸了。炸得太厲害了，夷為平地。”另壹個人說，“我們原來就在這附近住。”“那真的炸得太狠了，絕對會波及普通人的。”大家惋惜地搖搖頭。
戰爭前的伊朗街頭
但無論如何，日子還要過下去。第贰天，譚小林和同伴們就要從北京飛走，有的人回老家，有的人繼續出差。譚小林打算短暫地避壹避風波，等仗打完，航線壹恢復，就回到伊朗。商人敏銳的嗅覺告訴他，戰爭過後或許會有很多重建的商機，“我立馬就殺過去，先把自己的根據地占好，別給別人搶了。”他相信，市場會在伊朗重新開張，就像草會從廢墟中生長出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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