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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11 | 來源: 第伍贰六區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說到伊朗國歌，我還專門上網查了壹下。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的國歌叫《伊朗王國致敬》。這首歌的內容主要為對巴列維王朝的贊美。隨著巴列維王朝的倒台，《伊朗王國致敬》也被棄用。後來的壹段時間，《啊，伊朗》曾經短暫地作為伊朗國歌使用。歌曲歌頌的是人們對伊朗這片土地的熱愛。接下來成為伊朗共和國國歌的是《永恒的伊朗》，歌頌了革命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現在使用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國歌》是1990年采用，替換了霍梅尼時期的《永恒的伊朗》。國歌更加偏重了對巴赫曼、伊瑪目的贊美和對神權的歌頌。其實從國歌的演變中，也可以看到伊朗這個國家經歷的改變。
把話題拉回現實。發生在澳大利亞的這驚心動魄的壹幕，讓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幾年前伊朗的頭巾運動。瑪莎·阿米尼，那位因為幾縷發絲漏出頭巾而死於道德警察之手的女孩，曾點燃了全伊朗女性的怒火。頭巾很輕，但作為鎮壓女性自由的壹種符號，卻重逾千鈞。如果說，當年的街頭抗爭是平民的自發反抗，那麼女足隊員的“集體叛逃”則是壹場發生在神權體系心髒裡的“劇變”。要知道，能代表伊朗出征國際賽事的女性，絕不可能是“邊緣人”。恰恰相反，她們大多是經過長期審查和篩選，被認為足夠“安全”、足夠“可控”、足夠“符合道德規范”的人。她們是神權政府精心挑選的“宣傳櫥窗”。然而，即便是在最嚴密的意識形態容器裡，人天生向往自由的本能依然像頑強的野草。只要有哪怕壹絲縫隙，就要破土而出。這種覺醒，不是口號刺激出來的，而是人在長期壓迫之下，對尊嚴和自主的本能回歸。
相信很多朋友聽過這樣壹個故事：某公司老板在公路上超速駕駛被警察開了罰單，還耽誤了壹個重要的會議。老板很生氣，於是把銷售經理叫到辦公室狠狠訓斥了壹番。銷售經理挨訓之後，氣急敗壞地走出辦公室，將下屬叫過來壹頓指責。下屬無故挨了壹頓罵，自然是滿肚子脾氣，就把壞情緒傾倒在保潔員身上。保潔員在公司沒有任何發泄對象，只能回家對兒子大發雷霆。兒子莫名其妙地被父親痛斥之後，也很惱火，便對家裡的貓狠狠地踢了壹腳。這就是心理學上著名的“踢貓效應”。
“踢貓效應”在伊朗得到了最殘酷的社會學演繹。伊朗神權秩序的問題，從來不只是“頭巾法”那麼簡單。它構建的是壹個從上到下、層層傳導的社會壓力結構：神權高於世俗，男性高於女性，長者高於晚輩，權威高於個體。在這樣的等級體系中，女性往往被安排在最方便被管束，最會被規范、被投射怒氣的位置。當壹個社會的成年男性在嚴苛的政治高壓、經濟封鎖和權力剝奪中積累了滿腔戾氣，他們最順理成章的發泄對象，往往就是那些被法律定性為“從屬品”的女性。
聯合國專家組和事實調查機構都曾指出，伊朗在婚姻、離婚、繼承、司法待遇、著裝規范等方面長期存在對女性和女孩的制度性歧視。女性作為最後被迫承擔社會終極壓力的那只貓，在經濟危機時，她們被要求隱忍；社會出現焦慮時，她們被要求端莊；政治緊張時，她們被要求忠誠；道德恐慌時，她們被拉出來示眾。她們不僅被約束，還要替整個社會承擔“秩序失衡”的責任。女性被物化成了壹塊被神權隨時拿來轉移社會壓力、整頓秩序的遮羞布。-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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