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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12 | 來源: 徐叁郎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他還忽略了國際政治和貿易環境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近年來全球化趨勢放緩，中美貿易摩擦和科技限制政策不斷增加，也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不確定性。這些外部環境因素往往難以在長期預測中准確估計。
2，假設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低於中國。
許多預測模型都假設中國經濟長期保持明顯高於美國的增長率，但現實情況往往更復雜。林毅夫每壹次預測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的時間點時，也是用2008年至2024年，美國經濟平均增速降至2.1%（應該是可比價），低於1960-2008年的3.3%。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平均增速達到9.2%來作為他的預測依據。他完全忽略中美所面臨的各自不同的經濟周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忽略了名義增速和可比價增速的差別。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進入經濟調整周期，2009-2018年這10年美國的名義GDP年均增長3.37%，同期中國名義GDP年均增長高達11.02%。但此後，美國在新壹輪科技創新推動下進入新壹輪經濟繁榮周期，2019-2025年名義GDP年均增長5.9%，同期中國因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及家庭與企業債務負擔觸頂而進入調整期，名義GDP增速大幅回落至5.2%，最近叁年僅4.2%。
3，假設技術追趕和產業升級仍有巨大空間。
他的結構經濟學建立在西方無條件向中國轉移科學技術和科技創新基礎上，認為中國壹直可以通過借鑒並規模化西方科技創新來不斷實現產業升級。
但他忽略了美國在基礎科研、核心技術以及全球創新體系中的領先地位仍然明顯。大量頂尖大學、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集中在美國，使其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技術等領域持續保持優勢，並且可以通過貿易工具建立技術轉移屏障的現實問題。這些因素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但貿易限售、禁售，難以完全轉化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4，假設國內外市場完全可以消化中國不斷升級的制造業的全部產出。
即使最近幾年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林毅夫也從不考慮需求對制造業產出增長潛力的掣肘。實際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2025年川普關稅戰等外部沖擊，都壓縮了海外需求和我們的實際增長空間。
5，假設中國能繼續保持人口規模優勢並能夠轉化為經濟規模優勢。
他完全忽視自2022年開始，中國總人口連續4年下降的趨勢。也完全無視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個人所得過低進而導致消費能力不足，供給過剩越來越嚴重，因而難以完全轉化為經濟規模優勢的現實。
實際上，由於人口政策導致的生育率差異和對移民的吸引力差異，從1995年開始，中美人口規模差距由此前的逐年擴大轉為逐年縮小。1995年，中國12.11億人，美國2.68億人，為中國的22.1%；2025年，中國14.04億人，美國3.49億人，為中國的24.9%.按照最近幾年的人口趨勢，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低於13.95億人，美國人口將增加到3.59億人，達到中國的25.7%。
總而言之，林毅夫堅持其無法驗證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強調背離哲學規律的所謂優勢不變。每次預測落空後，僅順延時間或淡化倍數，卻不修正人口、老齡化、制度瓶頸基礎假設，也不考慮經濟周期、地緣政治、貿易摩擦等重要變量。導致其“頑強”預測但從不准確。作為經濟學家，樂觀假設與現實脫節、在預測模型中放大有利因素排斥不利因素，這種態度、方法和結論，均不科學、不客觀、不嚴謹。僅能逗君壹樂，不具備參考價值。-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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