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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15 | 來源: 澎湃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電影 | 字體: 小 中 大
《尋秘自然：生命密碼》首映式現場。本文圖片 汪詰 提供
3月7日晚，上海科技館巨幕影院裡座無虛席，壹部名為《尋秘自然：生命密碼》的科普電影正在首映。
影片用情境還原的方式講述孟德爾、DNA雙螺旋、人類基因組計劃以及中國科學家人工合成蛋白質等科學突破，同時又嵌入在壹個“懸疑大片”之中——身為父親和生物安全監管人員的男主人公被卷入了壹起壹波叁折的“基因黑客”案件。電影提出了基因技術最深刻的倫理問題之壹：當這項技術用於人體改造與增強，社會將會怎樣變化？
這部電影的導演汪詰原先是壹名科普作家，2020年開始拍攝《尋秘自然》系列，是目前中國為數不多還在活躍的商業科普電影導演。2024年，汪詰通過“自己買票再賣票”的方式，讓《尋秘自然》系列電影進入了商業院線，這也是中國科普電影時隔24年再登大銀幕。
但是，這次汪詰決定不再走商業院線集中排片放映的模式，而是拉長戰線，選擇以點映為主的放映模式。他的上壹部電影《尋秘自然：時間的形狀》叫好不叫座，拍攝成本沒能回收。
在今天的中國，科普究竟是怎樣壹門事業？汪詰的回答並不浪漫。“從大環境來說，整個科普產業肯定是越來越好的。”他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訪時說，“但如果你真的在裡面做，會發現它離形成壹個穩定成熟的行業，還差得很遠。”
導演汪詰在首映式現場與觀眾交流
傳播真實的科學：前沿性、新奇性和“中國性”
汪詰說，他為“尋秘自然”系列選題時壹直看重叁點：前沿性、新奇性和“中國性”。既要是仍在發展中的科學議題，也要讓普通觀眾感到陌生和好奇，同時最好能挖掘出中國科學家、中國科學史在其中的位置。
生命科學恰好符合這叁點：基因科學仍在快速變化，胚胎編輯、轉基因、CRISPR等概念對公眾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而中國在人工合成蛋白質、人類基因組計劃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如今的生命科學界，中國在頂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雖然觀眾以青少年居多，但汪詰並沒有刻意用壹種低齡化的方式來講述基因技術的故事。影片沒有將科學進展描繪成無限進步的神話或者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浪漫敘事，而是回到科學與社會的復雜性上。
“科學也並不是鐵板壹塊，不是所有科學家的想法都壹致。”他說。在基因編輯、胚胎幹預等前沿領域，看的資料和采訪的專家越多，越會發現不同科學家之間的立場差異很大。有的人對技術的警惕性極高，把它視為倫理禁區，而有的人則認為這是生命科學突破最重要的方向之壹，不應當封禁。
在汪詰看來，不僅科學家的觀點有區別，我們從媒體上看到的科學實踐也只是真實世界的冰山壹角：總有人因為各種目的和利益去越界使用新技術。這就是他在電影中提到非法對胚胎進行基因改造的“基因黑客”的初衷。
基因治療與增強的界限真的清楚嗎？如果有錢就能增強自己的基因，社會會發生什麼變化？基因被改造的“超級寶寶”如何自我認同？在科學技術爆發式增長的今天，汪詰認為，科普作品不僅應當傳播科學原理和知識，也應當推動這些更加復雜的現實討論，它們離生活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遠。
討論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科學知識，也需要科學思維。汪詰說，這是“科普為什麼重要”的核心所在——幫助人們形成壹套更可靠的認知方法，“在面對生活中各種復雜選擇時，提高作出正確判斷的概率。”
科普的“外熱內冷”
如果只看大環境，中國科普這些年確實在變“熱”。
壹方面，科學議題本身也越來越頻繁地進入公眾視野。從航天、AI到基因編輯、腦機接口、量子計算、氣候變化，很多原本只在專業圈子討論的話題，如今都能成為社交媒體熱點。而另壹方面，政策層面的支持在持續加碼。新修訂的科普法實施後，“全國科普日”被進壹步明確為“全國科普月”，從中央到地方，學校、科技館、科協系統和各類公共文化機構都被鼓勵乃至要求組織更多科普活動。
“國家層面在推動整個科普產業的發展，大方向肯定是利好的。”汪詰說。過去幾年，他看到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主動尋找科普內容、舉辦科普活動，學校、科技館、地方部門也都更願意談“科學傳播”“科學素養”“科普產品”這些概念。
然而汪詰也坦言，“很多政策要落地，也不是那麼容易。”他舉例說，全國科普月要求各級單位組織活動，但經常遇到的現實是，“法律有了，要求有了，但是沒有配套的資金”。於是，地方科協、學校或機構往往會陷入壹種尷尬狀態：知道科普重要，也願意做，但真正談到場地、人員、差旅、執行費用時，就推進不下去了。
“很多單位都會說，我們的經費就這麼點，還不夠你的差旅費，您還不如幹脆全免費，就當是為孩子們做公益，或許更值得。”汪詰說。
“對我們拍電影來說，最大的困難毫無疑問都是資金問題。”汪詰說。相比圖書、音頻、自媒體，電影天然更昂貴，也更依賴完整的工業流程和放映體系。在國外，大的科普電影制作商可以依靠個人和國家基金獲得拍攝資金，再靠全球版權和院線獲得收入。而在目前的中國市場裡，還沒有壹個現成的商業模式。
“我們走的是純市場化路線，資金來源基本都是社會集資。最後還是要靠票房分賬、版權授權等，壹點壹點把錢還回去。”汪詰說。《尋秘自然》系列從第贰季開始進入院線，前兩部作品的版權收入基本能夠覆蓋投入。到第叁部，投入上升到1000萬元，但市場反饋沒有達到預期，虧損較大。等到拍《生命密碼》時，上壹部的失利已經直接影響了融資。這壹部的投資額最終控制在500萬元左右，但即便如此，壓力仍然不小。“很多投資人可以不掙錢，但至少希望回本，這是最基本的希望。”
與商業片相比，科普電影的尷尬還在於，它既難以獲得成熟市場的穩定票房，也不像很多紀錄片、重大題材作品那樣，背後天然有公益基金、公共財政或政策性扶持來兜底。
這些經驗讓汪詰對進入院線變得更謹慎。影院的排片往往需要宣發投入，而這筆投入對科普電影來說很可能得不償失。
汪詰說，不僅僅是商業科普電影，整個中國科普產業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穩定和規模化的商業模式。
“國內現在純靠以科普內容為方向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沒有做得很大的。”汪詰說。在他了解的同行裡，專門做科普內容的公司，多數不過拾幾人到幾拾人規模，“像我們現在公司20多個人，在科普行業裡已經算不小了。”
這些公司的業務也往往分散：圖書出版、知識付費、課程開發、科教活動、研學服務……什麼能帶來現金流就做什麼。真正只靠某壹種模式、長期穩定運轉的很少。
在這種環境下，個人化、輕量化的科普生產反而更容易生存。壹個人寫書、做播客、做視頻號或者運營社交媒體賬號，不需要很大的團隊和固定成本，日子總還能過下去。但只要涉及電影、研學等團隊協作、重投入、長周期的項目，困難就會迅速放大，“還沒有特別成熟、能做大的公司。”
“與審查審批相比，這些都不算困難”
為了更好、更精准地呈現科學內容，汪詰團隊盡可能真實還原了達爾文當年的溫室和孟德爾的豌豆苗田，也做出了精准度超過市面上很多教具的基因和細胞叁維動畫。然而汪詰坦言，與審查與審批相比，這些都不算困難。
為了在表達、專業、倫理與審查之間不斷尋找平衡，《生命密碼》從劇本到完成，用了兩年半。汪詰說，這是他做過時間最長的選題，“中間反反復復改劇本，改的次數實在太多，甚至有兩場戲都已經拍完了，後來又推翻重拍”。
“我們拍給大眾看，需要肆平八穩、中規中矩。往哪裡偏壹點，都會有人不滿意。”他說，“但我又不希望拍得太寡淡，什麼都不敢講。我還是想做出壹些表達，做出壹些深度思考。”
汪詰說，影片既涉及中國科學史上的重大節點，也涉及醫學技術倫理問題，所以不僅要經過電影局審核，還需要中國科學院和衛健系統協審。前者關乎重大歷史題材的准確性，後者關乎醫學倫理和醫療內容的邊界。
“他們都對我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我們就壹樣樣去改。”汪詰說。最終成片中，他覺得自己原本想表達的內容，“如果滿分是100的話，至少有60表達出來了”。
除了內容，拍攝本身也經常被大量事務性問題牽制。汪詰說，這甚至占據了他大部分精力。
汪詰提到壹個讓他印象很深的例子：團隊曾在壹個國家機構拍攝過壹些鏡頭，拍攝時管理方允許，也沒有涉及秘密信息。但等到後期送審，需要補充正式授權公函時，該機構恰好發生管理權交接，原管理方說自己已無權出函，新管理方又還沒有明確負責人，結果整個鏈條卡住，最終只能把相關鏡頭全部砍掉。
拍攝許可證、采訪審批、體制內機構協調、歷史資料使用許可，這些工作往往耗費掉大量精力。作為壹家民營科普公司，他們既沒有大型國有影視機構的身份便利，也沒有公共系統內部的天然通道，很多事情只能靠“壹張張臉去刷、壹層層關系去找”。
汪詰說，體制中有很多認同他科普事業的人給予了他很大的幫助，才有可能將影片最終呈現出來。但是對於商業科普電影來說，相關的制度體系和通道都還沒有建立，所有事情都是“專事專辦”，對科普電影創作來說構成了很大挑戰。
AI時代更需要專業科普者
在很多人眼中，最有“資格”做科普的是科學家。在國外，壹些膾炙人口的“大眾科學”作品也是由科學家完成的。而在中國，願意花時間面對公眾做科普的科學家似乎相對較少。
汪詰認為，雖然政策層面壹直鼓勵科研人員參與科普，但在實際激勵機制裡，科普通常並不是決定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的關鍵指標。絕大多數科學家最核心的資源來自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而這套評價體系主要看論文、項目、成果轉化。
“你申請自然基金，人家評審不會看你科普做得多，就看你的科研產出。”他說，在這樣的“指揮棒”下，壹線科研人員自然會優先把精力投入真正影響自己職業發展的事情。即便有人願意做科普，很多時候也更像出於興趣、情懷，或者是在已經相對功成名就之後，才騰出時間來參與。
汪詰也並不認為，科普本就應該主要由科學家來承擔。
“科普其實是傳播學，它不是科學家天然就能做好的。”他說，科普本質上是對科學的壹種翻譯與再表達，需要講故事、組織結構、做視覺呈現、理解公眾接受心理，也需要傳播學意義上的專業能力。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科學家不重要。相反，科學家作為知識源頭和專業把關者，仍然是高質量科普不可替代的支點。只是從知識生產到公眾傳播之間，還需要壹批專門做“翻譯”和“搭橋”的人。而在今天的中國，這類職業化科普從業者仍然相當有限。
除了商業與政策的問題，科普從業者也正面臨另壹個強勁的“對手”——AI。既然AI已經可以快速回答科學問題、總結知識、生成圖文視頻，人類還需要專門做科普嗎？
汪詰的回答是：更需要。
他注意到，AI出現後，網上大量知識類內容的平均質量其實提高了。因為許多內容制作者開始用AI生成文章，相比過去人工粗制濫造、隨手編造的內容，AI至少在基礎邏輯、基本常識和文字組織上，把底線抬高了壹些。
但與此同時，汪詰也認為，AI並不會自動帶來更好的判斷力。它可以生成真實內容，也可以生成似是而非甚至故意誤導的內容。知識獲取變容易之後，真正稀缺的反而變成了分辨信息真偽、識別論證質量、做出合理判斷的能力。
“批判性思維在AI時代恰恰更重要了。”汪詰說，“有了AI以後，知識獲取太容易了，但是AI不能幫你獲得思維層面上的能力。你還是要學習思考的技術。而科學思維就是壹種思考的技術。”
基於這些原因，即便行業還正在艱難探索，汪詰也鼓勵更多的人投身其中。
“只有更多的人做，才能把‘蛋糕’做大，才能培育市場。”他說。-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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