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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15 | 来源: 澎湃新闻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电影 | 字体: 小 中 大
在汪诘看来，不仅科学家的观点有区别，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科学实践也只是真实世界的冰山一角：总有人因为各种目的和利益去越界使用新技术。这就是他在电影中提到非法对胚胎进行基因改造的“基因黑客”的初衷。
基因治疗与增强的界限真的清楚吗？如果有钱就能增强自己的基因，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基因被改造的“超级宝宝”如何自我认同？在科学技术爆发式增长的今天，汪诘认为，科普作品不仅应当传播科学原理和知识，也应当推动这些更加复杂的现实讨论，它们离生活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远。
讨论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科学知识，也需要科学思维。汪诘说，这是“科普为什么重要”的核心所在——帮助人们形成一套更可靠的认知方法，“在面对生活中各种复杂选择时，提高作出正确判断的概率。”
科普的“外热内冷”
如果只看大环境，中国科普这些年确实在变“热”。
一方面，科学议题本身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从航天、AI到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气候变化，很多原本只在专业圈子讨论的话题，如今都能成为社交媒体热点。而另一方面，政策层面的支持在持续加码。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全国科普日”被进一步明确为“全国科普月”，从中央到地方，学校、科技馆、科协系统和各类公共文化机构都被鼓励乃至要求组织更多科普活动。
“国家层面在推动整个科普产业的发展，大方向肯定是利好的。”汪诘说。过去几年，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主动寻找科普内容、举办科普活动，学校、科技馆、地方部门也都更愿意谈“科学传播”“科学素养”“科普产品”这些概念。
然而汪诘也坦言，“很多政策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举例说，全国科普月要求各级单位组织活动，但经常遇到的现实是，“法律有了，要求有了，但是没有配套的资金”。于是，地方科协、学校或机构往往会陷入一种尴尬状态：知道科普重要，也愿意做，但真正谈到场地、人员、差旅、执行费用时，就推进不下去了。
“很多单位都会说，我们的经费就这么点，还不够你的差旅费，您还不如干脆全免费，就当是为孩子们做公益，或许更值得。”汪诘说。
“对我们拍电影来说，最大的困难毫无疑问都是资金问题。”汪诘说。相比图书、音频、自媒体，电影天然更昂贵，也更依赖完整的工业流程和放映体系。在国外，大的科普电影制作商可以依靠个人和国家基金获得拍摄资金，再靠全球版权和院线获得收入。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里，还没有一个现成的商业模式。
“我们走的是纯市场化路线，资金来源基本都是社会集资。最后还是要靠票房分账、版权授权等，一点一点把钱还回去。”汪诘说。《寻秘自然》系列从第二季开始进入院线，前两部作品的版权收入基本能够覆盖投入。到第三部，投入上升到1000万元，但市场反馈没有达到预期，亏损较大。等到拍《生命密码》时，上一部的失利已经直接影响了融资。这一部的投资额最终控制在500万元左右，但即便如此，压力仍然不小。“很多投资人可以不挣钱，但至少希望回本，这是最基本的希望。”
与商业片相比，科普电影的尴尬还在于，它既难以获得成熟市场的稳定票房，也不像很多纪录片、重大题材作品那样，背后天然有公益基金、公共财政或政策性扶持来兜底。
这些经验让汪诘对进入院线变得更谨慎。影院的排片往往需要宣发投入，而这笔投入对科普电影来说很可能得不偿失。
汪诘说，不仅仅是商业科普电影，整个中国科普产业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稳定和规模化的商业模式。
“国内现在纯靠以科普内容为方向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没有做得很大的。”汪诘说。在他了解的同行里，专门做科普内容的公司，多数不过十几人到几十人规模，“像我们现在公司20多个人，在科普行业里已经算不小了。”
这些公司的业务也往往分散：图书出版、知识付费、课程开发、科教活动、研学服务……什么能带来现金流就做什么。真正只靠某一种模式、长期稳定运转的很少。
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化、轻量化的科普生产反而更容易生存。一个人写书、做播客、做视频号或者运营社交媒体账号，不需要很大的团队和固定成本，日子总还能过下去。但只要涉及电影、研学等团队协作、重投入、长周期的项目，困难就会迅速放大，“还没有特别成熟、能做大的公司。”-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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