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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20 | 來源: 美國之音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確保中國公民獲得關鍵職位控制聯合國重要機構
中國在過去20年中大幅增加了其在聯合國的人員。2005年至2023年間，受雇於聯合國及其機構的中國公民人數增長了約187%，從579人增至1664人。除此之外，中國還戰略性地安插了其公民擔任聯合國高級職務。截至2021年，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已經有肆個機構的領導人來自中國。
報告認為，中國是借人員的安排“蓄意改變聯合國決策和運作方式，以支持中國自身的國家議程”。報告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動員了中國公民在聯合國擔任高級別職務以利用其對聯合國系統的影響力。”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自2019年就任該職位以來壹直飽受爭議。在屈冬玉的選舉期間，中國被指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他們拍攝選票以記錄他們的投票。身為中共黨員的屈冬玉上任後，推遲了對糧農組織的獨立調查，再次引發爭議。
負責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吳紅波也因在其任期內未能維護聯合國的公正性而受到公眾審查。2017年，吳紅波將維吾爾族活動人士多力坤·艾沙(Dolkun Isa)驅逐出聯合國論壇，盡管他是受邀代表。後來，吳紅波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采訪時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說：“我們毫不含糊，堅決扞衛祖國的利益。”
根據報告，中國公民擔任聯合國領導職位後，最大的濫用職權的案例可能來自國際民航組織(ICAO)。2016年，前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柳芳被指控拖延對ICAO員工團隊處理壹起與中國黑客組織“特使熊貓”(Emissary Panda)有關的網絡攻擊事件的調查。“特使熊貓”被認為“與中共政府有聯系的復雜而隱秘”的網絡間諜組織。
委員會的報告說，上述案例體現了中共如何利用高級官員作為渠道，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注入聯合國系統。
根據聯合國，屈冬玉、吳紅波和柳芳在接受聯合國職位時，都會被要求宣誓對聯合國絕對忠誠，並且按照聯合國道德辦公室的規定，不得“就履行職責尋求或接受來自任何政府或組織外部其他來源的指示”。
報告說，“這些人為中共的利益行事，明顯違反了他們對聯合國絕對忠誠的誓言，損害了聯合國的聲譽和運作誠信。”
把中國維和人員部署到對中國具有經濟和戰略利益的地區
報告說，中國還在聯合國維和框架內，戰略性地將自己的維和部隊部署到對其具有經濟和戰略利益的地區。 報告說：“中國在動蕩地區巧妙地部署作戰力量，以維護其國家利益，同時又以聯合國的多邊合法性為掩護，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單邊軍事幹預所帶來的公眾監督。”
報告以聯合國中非共和國多層面綜合穩定團(中非穩定團)為例，展示了中國的針對性部署策略和考量。
中非穩定團是聯合國規模最大的維和行動，擁有約14,979名維和人員，中國維和人員僅占該特派團總兵力的壹小部分，共871人，但中國維和人員被集中部署到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南蘇丹對中國至關重要。2014年，南蘇丹約70%的石油(主要由中國國有石油巨頭中國石化和中國石油生產)出口到中國。
報告說，中國通過提供資金和派遣高級人員，得以影響維和部隊的部署。這些部署有多重目的：既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積累作戰經驗，又能保障中國企業投資地區的安全。
利用政府組織的所謂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推進其議程
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的調查還發現，中國利用受政府控制和指導的非政府組織，例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在聯合國推進其議程。這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是中共統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設委員會認為中共的統戰體系非常獨特，“融合了接觸、影響力活動和情報行動等手段”，被中國共產黨用來“塑造其政治環境，包括影響其他國家對華政策以及獲取先進外國技術”。
根據報告，截至2022年12月，至少有134個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擁有咨商地位。報告說，這些組織中相當壹部分實際上受到政府控制或是指導。報告說，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此類組織隱瞞了其與中國共產黨或與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情報機構有關聯的組織的直接聯系。
報告說，允許來自中國的這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獲得本應保留給真正民間社會的咨商地位，“這不僅違反了聯合國和經社理事會的規則，而且也違背了信任，嚴重損害了那些確實做出重要貢獻的組織。”-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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