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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23 | 來源: 天下事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特朗普 | 字體: 小 中 大
《紐約(专题)時報》3月22日刊發了美國當代作家菲爾·克萊（Phil Klay）的評論文章《特朗普(专题)在伊朗(专题)問題上犯下了壹個根本性誤判》。文章批評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問題上的戰略混亂與對武力的迷信，背離了美國傳統戰爭理念。即便是合法目標，也應出於必要性，而不是因為“摧毀敵人很有趣”。
菲爾·克萊在2014年克萊憑借《重新派遣》贏得了美國重量級的文學獎項“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獎”，曾在伊拉克戰爭中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
對於我贰拾年前參與的那場戰爭，我有很多不滿：伊拉克戰爭構想錯誤、充滿傲慢，並且在最高層領導上存在嚴重失誤。但至少我知道自己為何而戰。那麼，我們的軍人現在究竟認為我們在伊朗試圖做什麼？
這場戰爭的理由令人震驚地混亂。也許是為了政權更迭，也許是為了伊朗的核計劃，也可能只是為了削弱其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能力的有限軍事目標；或者因為以色列(专题)即將發動攻擊，我們會受到牽連；又或者是因為美國面臨來自伊朗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亦或是為了實現中東和平……等等。
也許這甚至不算壹場戰爭。也許只是壹次“可以避免戰爭的小行動”，或者壹次“有限入侵”，甚至只是“壹次小小的出擊”。在特朗普的美國，也許只有兩種性別，但我們的軍事行動卻可以隨意“自我認同”。
也許我們追求的是“無條件投降”，但也可能“無條件投降”只是總統腦海中的概念，與敵人是否真的投降無關。也許戰爭“高度可控”，但與此同時，美國人卻需要撤離該地區；也許會派出地面部隊，也許不會。
然而，當我看到白宮發布的壹段視頻：壹組標注為“伊朗政權官員”的憤怒保齡球瓶被壹顆美國國旗圖案的保齡球擊中，隨後保齡球變成飛機，再切換到美軍空襲的真實畫面——我意識到，這場戰爭有壹個始終清晰且壹致的邏輯：政府對展示暴力與支配的迷戀。
這段視頻只是眾多“高光剪輯”之壹，白宮社交媒體將死亡與破壞畫面與電子游戲或體育集錦混剪來慶祝戰爭。總統稱軍方官員告訴他，“擊沉”艦船比俘獲更“有趣”；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則興奮地表示：“我們在他們最虛弱的時候出拳，這正是應該做的。”特朗普助手斯蒂芬·米勒宣稱，這場戰爭展示了壹支“不再束手束腳”的軍隊。
在另壹場新聞發布會上，赫格塞思更是直言不諱：“沒有愚蠢的交戰規則，沒有國家建設泥潭，沒有民主建設任務，沒有政治正確的戰爭。”
這些“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試圖與“反恐戰爭”徹底切割。那場戰爭曾以民主與自由的崇高口號發動，卻導致多年內戰、混亂、恐怖組織壯大、種族滅絕、難民危機，以及在阿富汗的徹底失敗。但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或根本不在意，他們這種崇尚暴力的語言，與美國自獨立以來關於戰爭的傳統發生了根本性斷裂。
誇耀屠殺的言辭和戰爭壹樣古老。某位亞述國王曾吹噓：“我戰車的輪子沾滿污穢與鮮血，我用敵人的屍體填滿平原，如同草壹般。”但美國的建國者提出了普遍原則，使這種態度難以接受。如果你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並相信政府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那麼戰爭就不能僅僅作為展示力量與支配的工具。
喬治·華盛頓在對士兵講話時提及戰爭的暴力，並非將其視為可供欣賞的奇觀，而是必須承受的苦難。他談到那些“為無序野心、掠奪與毀滅而戰的雇傭兵”，以及試圖讓革命中的美國陷入“奴役與苦難”的敵人。當英國暴行傳來時，他寫道：“他們的殘忍傷害了自己的事業，而我們的克制則贏得正義之人的支持。”
同樣，在南北戰爭期間，亞伯拉罕·林肯謹慎使用總統權力表達道德目標，不只是追求軍事勝利，更是走向國家和解。在第贰次就職演說中，他指出這場戰爭是對奴隸制罪惡的共同懲罰，並強調應“對任何人無惡意，對所有人懷善意”。
在葛底斯堡演說中，他將戰爭視為對國家建國理念的考驗——壹個“誕生於自由、致力於人人平等”的國家。
縱觀歷史，無論是伍德羅·威爾遜以“讓世界適合民主”為由參與壹戰，還是喬治·W·布什以解除威脅、解放伊拉克為由發動戰爭，美國領導人都試圖將戰爭與其政治理念相結合。
這不僅關乎言辭，更關乎對權力與暴力關系的根本理解。如果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政府建立在公眾意見之上，那麼戰爭結果不僅取決於軍事勝利，還取決於暴力對社會的長期影響。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早已指出，戰爭結果未必是最終定局，被征服者可能將其視為暫時挫折。
華盛頓希望贏得人心，是為了建國；林肯避免煽動性言辭，是為了治愈國家。贰戰勝利不僅靠原子彈，也依賴“馬歇爾計劃”和長期制度建設。
即便是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失敗案例，也說明壹個問題：美國未能理解他國人民有自己的意志與情感，而不是美國意願的投射。
當斯蒂芬·米勒談到“軍隊不再束手束腳”，他指的是壹種保守派迷思：如果當年更少克制，美國就能贏得越戰。但事實是，我們已經投下數百萬噸炸彈、造成至少10萬平民死亡。如果再殺更多人，越南人就會擁護我們嗎？任何認真對待建國理念的人都會認為，這是壹種危險的愚蠢。
然而，這種思維似乎正在主導當前政府。米勒曾對CNN表示：“世界由力量與武力支配。”這種觀念不僅體現在外交政策，也體現在國內政治對手的處理上。
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警告，美國必須防止壹個“由赤裸武力統治的世界”。
依賴武力會讓人盲目。赫格塞思聲稱美國控制了伊朗空域與海域，就“控制了他們的命運”。但現實是，敵人總會反擊，即使勝利，戰爭後果也可能復雜而災難性。
如果我們把對手當作“電子游戲敵人”，而不是由真實人類組成的社會，就無法理解後果。這正解釋了特朗普政府未能預見伊朗戰爭後果。
美國能源部長克裡斯·賴特曾表示無需擔心石油市場，但現實卻是油價上漲、霍爾木茲海峽緊張加劇。
赫格塞思承認：“我們沒有預料到他們會這樣反應。”專家指出，僅靠空襲無法實現政權更迭。但政府卻鼓勵伊朗民眾起義，卻對強硬派上台措手不及。
沒有明確目標，戰爭變成所謂“打擊即戰略”的悖論。
我並不覺得這令人振奮。盡管我的理想曾被戰爭打擊，我仍相信美國憲法原則——這些原則應約束我們對武力的濫用。
正如華盛頓所說，戰爭是“人類的瘟疫”。即便是合法目標，也應出於必要性，而不是因為“摧毀敵人很有趣”。
然而，這並不是壹場幹淨的戰爭。赫格塞思削減了伍角大樓90%負責避免誤傷平民的人員。伍角大樓初步調查顯示，戰爭第壹天就誤炸學校，造成大量兒童死亡。
這樣的行為反而可能加強伊朗政權的支持。
過去幾拾年美國軍事政策失敗，但解決方案不是徹底拋棄傳統。
真正的原則是：只有在必要時開戰，明確道德目標，嚴肅對待流血。
權力不源於槍口，殘酷不等於強大。建立在這種觀念上的政治，只會帶來毀滅、幻覺，以及對建國承諾的背叛。-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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