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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24 | 來源: 文化縱橫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烏克蘭危機 | 字體: 小 中 大
“工人內心有鮮明的政治觀點，只是表面上去政治化了。”丹尼斯告訴我們他的發現。在蘇聯解體前後，烏克蘭罷工、游行不斷，普通人的政治熱情壹度高漲。但經過90年代社會經濟危機的毒打，大家都“學聰明了”，對兩輪“廣場革命”冷眼相待。“舉旗子的都是學生、大學教授、記者和白領，我們的人永遠站在邊緣。”這是丹尼斯常聽到的評論。
開戰前的8年，所謂“親俄”“親烏”認同在克裡沃羅格不斷流動且含混不清。俄語占壓倒性地位，人們很少明確說出政治傾向。在當地的“下沉”社會，真正居於統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是所謂“後蘇聯生存哲學”——原子化的工人們用務實利己的原則來決定每場政治風暴襲來時的立場，這讓他們度過了1990和2000年代的大風大浪。
克裡沃羅格是澤連斯基的故鄉。2019年大選時，工人們都給他投票，他們希望毫無根基的“人民公仆”黨能超脫黨派傾軋、地區對立和認同撕扯，將精力放到真正的社會問題和經濟發展上。很多早已對政治深惡痛絕的人都聊起了澤連斯基，以至於他成了唯壹不會遭到工友反感的政治話題。
“因為大家熟悉的演員澤連斯基同時嘲笑了兩種聒噪的主流敘事：基輔精英的‘烏克蘭民族’和俄羅斯宣傳的‘東斯拉夫團結’。這讓他成了工人眼中的自己人。他譏諷腐敗政客的樣子，就像工人在廉價酒館裡嘲笑老板。”丹尼斯回憶，2014年後，無論是基輔試圖強化的烏克蘭民族認同，還是克裡姆林宮大力鼓吹的“俄羅斯世界”，都讓大家感到疲憊。
但對政治新人加老鄉的熱情很快就消散了。短暫興奮過後，關乎工人福利的事情壹如往常，甚至有些還變得更糟了。而且，勝選後的澤連斯基很快打起了認同牌，壹種“又回到老路上”的情緒廠區車間裡彌漫開來。丹尼斯看到，普通工人被動卷入了橫掃全國的身份政治浪潮。2022年春，社會動員達到高潮，很多此前不持立場的工人加入了領土防衛部隊。毋庸贅言，入侵打破了他們習慣的生活，驅使他們拿起武器的首要動機是保衛固有的生活方式。不過，這也意味著工人們為家鄉而戰的原因，並非基輔的民族主義動員。
那時克裡沃羅格出現了壹些有意思的事情。極具地方影響力的前“地區黨”成員、實力派Oleksandr Vilkul突然明確愛國立場，壹夜間化身超級強硬的民族主義者。這為他帶來了不少政治資本，直接在當地掌權。Vilkul出身礦工世家，從政後加入了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陣營，壹度強烈反對加入北約。丹尼斯坦言，那時所有人都覺得他會毫不猶豫地通俄。Vilkul卻很快公布了親俄合作者寫的勸降信，並附上帶著下流用語的回復：叛徒去死吧！這讓他立馬得到基輔文化精英們的青睞，成了圈內壹員。
但表完忠心後，其公共表達仍充滿蘇聯元素。當他繪聲繪色描述俄軍慘敗時，幾次引用了衛國戰爭老電影中斯大林的台詞，這成了下意識的行為。兩種本來對立的政治文化或認同之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混合。對同仇敵愾的烏克蘭人來說，這類跡象可能預示著壹種全新而包容的國家團結意識即將誕生，新的公民烏克蘭將浴火而起。
那時基輔很多人都非常樂觀，他們壹條條發臉書和推特展示對東部居民的同情，內容諸如“從現在直到世界末日，哈爾科夫和馬裡烏波爾的居民都擁有自由選擇語言的權利，因為他們是（入侵的）首批受害者。”
“熱烈的互助氛圍下，新的團結意識似乎已牢不可破了。”回頭審視叁年半之前的國民情緒，丹尼斯說，“不幸的是，很快它就消退了，依賴語言、文化和民族歷史敘事的傳統動員方式重新成為主流，這就是現在的處境。”
民族主義動員的副作用是，階層隔閡被意外加深。精英單位如“亞速”系武裝的成員往往自視甚高，他們曝光率高，善於集中更多的稀缺資源，總是壹身精良的北約制式戰術裝備，散發出難掩的精英氣息。
此外，西部城市的文化階層——記者、博主、活動家、知識分子、IT白領等——被社會學家稱為“戰斗精英”（warrior elites）。他們卷入政治更早，既有學歷和街頭運動經驗，又積極掌握了烏語、英語和其他“高級”文化資源，廣場革命和克裡米亞危機是他們的集體政治啟蒙。這些人的生活相對較少受戰爭影響，卻非常支持動員，堅信必須戰斗到最終的勝利。
“現代民主社會的特征是讓平民而非精英上戰場。只有封建社會才驅使貴族前赴後繼戰死。如果我們再次讓貴族為國而死，那就得恢復法國大革命前的封建秩序。”這樣荒謬無稽的言論出於前文提到的博主和NGO活動分子波特尼科夫之口，“戰死者得到為國犧牲的機會，假如他們生在英國、法國、德國或者波蘭，那就決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是多麼幸運啊！”波特尼科夫還主張全面下調征兵年齡，並大量征召女性參戰。顯然，他相信自己天然屬於特權的“貴族”群體，不必擔心被拉去填線。-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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