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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29 | 來源: 中國慈善家雜志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2026年年初，剛度過15周歲生日的“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迎來了創立以來的艱難時刻。圍繞創始人比爾·蓋茨與愛潑斯坦往來的丑聞持續發酵，外界對這壹項目的密集批評接踵而至——從簽署人的相繼退出，到執行機制的先天缺陷，再到整個頂級慈善模式的合法性質疑，幾乎全線承壓。
“捐贈誓言”由蓋茨夫婦與巴菲特於2010年聯手創立，在其鼎盛時代，它是全球慈善界最閃耀的共識，是超級富豪向世界表達責任感的最體面出口，是屬於那個樂觀年代的道德標配。而現在，它需要被辯護了。
如果只是將目光鎖定事件本身，則會錯失壹個更深刻的時代命題：不只是慈善，這個時代幾乎所有權威形態都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懷疑壓力。
慈善的危機還是權威的危機？
過去拾余年，西方世界經歷了壹場深刻的“去權威化”浪潮。政治家的形象被社交媒體的每壹條帖子放大檢視；學術機構的公信力在疫情期間遭到大規模侵蝕；曾經被視為楷模的企業領袖，在ESG風潮與反ESG風潮的拉鋸中兩頭受敵；就連長期享有“道德高地”的非政府組織，也因為壹系列治理丑聞而失去了部分光環。慈善領域發生的事，不過是這壹大趨勢在公益版圖上的投影。
當我們生活在壹個壹切道德敘事都可以被解構、壹切個人歷史都可以被翻出來重審的時代，那種以個人美德為核心支撐的“聖人慈善”模式，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歷史局限。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某位慈善家做錯了什麼，而是時代本身的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蓋茨和巴菲特這壹代慈善領袖，在贰拾世紀末到贰拾壹世紀初，做了壹件了不起的事：他們把“富人有責任將財富回饋社會”這件事，從道德應然變成了現實規范。蓋茨基金會以超過860億美元的資產規模、遍及130多個國家的項目覆蓋，在全球衛生、農業發展、教育領域留下的印記是真實而持久的。“捐贈誓言”簽署人超過250位，橫跨30個國家，無論執行情況如何參差，它在拾余年間確實塑造了壹種捐贈文化，讓“給出去”成為超級富豪圈子裡的體面選項。這份歷史貢獻，不因時代的轉身而消失。
問題在於，那個能讓“聖人領路、眾人跟隨”的時代土壤，已經悄然改變了。
自2010年啟動以來，“捐贈誓言”簽署人數呈現壹個巨大的滑坡：從第壹個伍年113位新簽署人，到第贰個伍年的72位，第叁個伍年的43位，2024年全年僅4位，2025年稍有回升至11位。這條持續收窄的曲線，和丑聞帶來的沖擊無關，主要還是全球慈善的趨勢性下滑。簽署率的降低，折射出壹個更本質的問題——當財富壹代的年輕化、多元化，當新科技財富的積累速度遠超傳統行業，當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在政治上走向碎片化而非凝聚化——由少數人主導、以道義承諾為紐帶的超大型慈善聯盟，在組織邏輯上就已經愈發難以為繼。
與此同時，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徹底改變了信息權力結構。在過去，慈善家可以通過媒體管理自己的公共形象，壹個項目的正面報道可以有效覆蓋背後的爭議。今天，這種敘事控制幾乎不可能。任何壹個環節的問題，都會在幾小時內被全球放大。慈善呈現出壹種結構性的脆弱——以個人聲譽為核心支柱的慈善組織，面對這種信息環境，其風險敞口是根本性的。
所以，當我們說“聖人慈善時代”正在退潮，這並不是壹句批評，而更像是壹種歷史判斷——那種組織形態，已經與它所處的時代生態產生了深刻的錯位。
慈善資本的“向下流動”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就在頂層慈善結構承受壓力的同時，整個歐美社會的慈善資金總量並未萎縮——它只是在悄悄改變流動的方向和形態。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捐贈者建議基金（Donor-Advised Fund，DAF）的爆發式增長。2024年，美國DAF持有的資產總額已達3264億美元，相比2020年幾乎翻倍。更關鍵的是，當年從DAF實際流出、進入各類非營利機構的撥款高達648.9億美元，同比增長19%。這背後是超過356萬個獨立賬戶——這意味著DAF早已不是超級富豪的專屬工具，而是正在被數量龐大的中產捐贈者、中小企業主和年輕科技從業者普遍使用。許多賬戶的平均余額僅約2.35萬美元，大量“微型DAF”的湧現，標志著壹套分布式、去中心化的慈善基礎設施正在悄然成形。
這種“向下流動”，從數量上看是分散化，從邏輯上看卻是壹次真正的主體多元化。過去，幾拾億美元的慈善議程可能由壹兩個人的偏好決定；今天，同樣規模的資金由數拾萬個獨立決策者分別推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直接認同的議題和自己直接看見的社區。這種結構，理論上更難被單壹的價值觀主導，也更難被單壹的人格風險所拖累。
值得注意的是，DAF本身在使用方式上也在發生演變。早期的批評集中於“資金在賬戶裡沉睡不動”——捐款者享受了即時的稅收減免，卻將資金鎖在私人賬戶裡多年不撥出。但最新數據顯示，這壹情況正在改觀。數據顯示，2024年的撥款率已達25.3%，高於私人基金會的8%；更有研究顯示，近40%的DAF撥款已實現定期自動化，捐贈者正在以更系統、更持續的方式將賬戶裡的錢輸送出去。這表明，DAF正在從壹種稅務規劃工具，逐漸演變為壹種真正意義上的有計劃的慈善工具。
與此並行的，是議題型捐贈的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捐贈者——尤其是千禧世代和Z世代——選擇直接支持特定社會運動或政策倡導，特別是對氣候正義、種族平權、移民(专题)權利、性別平等等議題的關注。他們不是向某個綜合性大基金會捐出壹筆錢、然後信任那個機構的判斷；他們要的是與特定議題之間直接的、可見的、情感上連接的關系。眾籌平台的常態化是這種邏輯的極端表達：GoFundMe上為陌生人的手術賬單募款，為受災社區在災後第壹時間籌集物資——繞過所有中間機構，直達具體的人和具體的需求。
美國慈善捐贈網站Giving USA的數據顯示，美國人在2024年全年的慈善總額超過5900億美元，其中超過70%的美國人表示，他們以勞動或金錢的方式向認識的人提供了幫助，壹半的人同樣向陌生人伸出了援手。這組數字提示了壹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慈善在最基礎的意義上，從來都不是少數富豪的專屬行為，而是無數普通人每天都在以各種方式踐行的事。頂級慈善的喧囂，遮蔽了這片龐大而沉默的土地；當喧囂退去，這片土地依然在那裡。
加密貨幣捐贈的興起，則是另壹個維度的信號。2024年，向富達慈善（Fidelity Charitable）DAF賬戶的加密貨幣捐贈同比增長了177%。背後的捐贈者以年輕富豪為主，他們不信任“大機構”，但願意為壹個他們能在鏈上追蹤資金流向的具體項目解囊。這或許是壹種極客式的慈善直覺，但它所折射出的對透明度和直接性的渴求，與整個時代的情緒高度壹致。
麥肯齊·斯科特的實驗
在這場慈善生態的結構性重組中，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的前妻——麥肯齊·斯科特是迄今為止最值得認真研究的案例。
自2019年宣布投身慈善以來，她已累計捐出超過263億美元，2025年單年捐款額達71.7億美元。按照這壹速度，她是繼巴菲特和蓋茨之後，有史以來捐款總額第叁高的在世慈善家。但引發廣泛關注的，不只是她的捐款規模，而是她改寫了“億萬富翁如何捐錢”這個問題的基本答案。
斯科特的核心原則極為簡單，卻也極具顛覆性——無條件撥款，不附任何限制條件，充分信任受贈機構，因為他們自己知道最需要什麼。她的篩選邏輯是靜默的盡職調查，而非盛大的申請流程。
受贈機構接到通知時，往往先是懷疑自己遭遇了騙局——因為錢就這樣到了，沒有附加任何匯報要求、沒有項目裡程碑約束、沒有媒體合影的配套要求。她在博客裡寫道，“去強調我自己的聲音”是她刻意要避免的事，因為“正在創造變革的人應該站在中央”。
這種克制的背後，是壹種對舊范式的深刻質疑——傳統的頂級慈善，往往預設了“給錢者更了解解決方案”的等級秩序；斯科特的邏輯則反其道而行——資金和判斷權同時向下轉移。
2023至2025年間，她又推進了壹步，推出“開放申請”機制。在這輪嘗試中，6353家機構提交了申請，隨後進入了壹個由申請者互相評審的參與式篩選流程——每家申請機構被要求為其他伍家打分，最終361家機構分享了6.4億美元。原定的250家、每家100萬美元，最終擴大為279家各獲200萬美元、82家各獲100萬美元。決定這次資金分配走向的，不是壹個基金會的專業委員會，而是由申請機構組成的同行群體與外部評估小組。
這套機制的意義，不在於它完美無缺——參與式評審本身也有其內在局限，同行競爭有時會壓制真正激進的創新者——而在於它在制度設計層面宣示了壹件事：知道社區需要什麼的，首先是社區自身，而不是遙遠的資助方。
這種被學界稱為“參與式慈善”（participatory philanthropy）或“信任式慈善”（trust-based philanthropy）的模式，在斯科特之外，也正在更廣泛的歐美慈善界蔓延。越來越多的中型基金會開始削減申請材料要求、取消匯報義務、延長資助周期，讓受贈機構真正能夠按照自身節奏工作，而非為了寫報告而工作。這是壹個緩慢但方向清晰的轉變——慈善的權力重心，正在從給錢的壹方，向做事的壹方移動。
碎片化風險
然而，任何壹場范式轉型，都不會只有值得歡呼的壹面。慈善資本的分散化，在增加參與主體多元性的同時，也帶來了真實的碎片化風險。
當數百萬個小型DAF賬戶、數千個社區基金、無數眾籌頁面各自運作，資金的協同效率就成了壹個嚴肅的問題。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安全、核不擴散——這類需要長時間、跨國界、高強度協調的議題，並不天然適合分散化的慈善邏輯。
壹場大型傳染病疫情，需要的是系統性的研發投入和全球協調的分發機制，而不是GoFundMe上幾百萬個善意的個人捐款。蓋茨基金會承諾在2045年關閉前累計支出2000億美元，他們在2025年單年撥款即達90億美元——這個體量所能撬動的全球衛生項目，是任何分散化捐贈機制短期內都無法替代的。
更微妙的問題是，所謂“運動型捐贈”的議題化，有時會使慈善與政治的界限趨於模糊。當捐贈成為表達特定政治立場的出口，當基金會開始圍繞選舉議題而非長期社會需求做出資金決策，慈善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就會受到侵蝕。這在今天美國高度極化的政治生態中，已經是壹個日益顯著的現象——“紅色慈善”（代表共和黨風格的慈善）與“藍色慈善”（代表民主黨風格的慈善）之間的分野，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劇社會撕裂，而非修補它。如何讓慈善在觀點紛爭的時代保持其對所有人的普遍性承諾，這是壹個尚無答案的難題。
此外還有壹個常被忽視的風險——參與式慈善在微觀層面的合理性，未必能自動解決宏觀層面的資源配置問題。社區最了解自己的直接需求，這是真的；但社區未必能夠將自己的短期需求與長期的系統性變革需求加以區分。
真正能改變壹個社區命運的，有時恰恰是該社區最不容易想到要去推動的事——比如長期的政策倡導、制度性的法律改革、或者從根本上改變其所在生態系統的科研突破。分散化的慈善邏輯，在支持“現實可見的需求”上有其優勢，在支持“還未能被看見的根本性解決方案”上，仍然需要壹些具有更長遠眼光的力量存在。
這些矛盾，說明我們不需要在“神殿”與“廣場”之間做壹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需要在兩者之間找到更有創意的結構性安排。
從“神殿”到“廣場”
1889年，卡內基在《財富的福音》裡寫道，富人應當充當社會財富的受托管理者，因為他們有能力將資金用在“比任何人自己花出去都更有益處”的地方。這壹信念撐起了此後壹百叁拾年歐美“頂級慈善”的底層邏輯。
這個假設並未被推翻，但它正在被補充、被修正、被復雜化。
我們或許正在目睹的，是慈善史上壹次真正意義上的范式轉移——從“神殿”到“廣場”。神殿的邏輯是仰望——少數有能力、有資源、有使命感的人，站在高處規劃方向，其余的人信任並跟隨；廣場的邏輯是匯聚——無數人從不同方向走來，帶著各自的認知、資源和關切，在共同的議題上形成有機的合力。
這兩種邏輯並不互斥。未來的慈善生態，大概率不是“神殿徹底消失、廣場完全取而代之”，而是兩種結構並行共存。
少數大型基金會依然負責那些需要長期、大規模、高度協調投入的全球議題；與此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小型捐贈者、社區基金、議題型倡導組織和參與式撥款平台，在更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的尺度上，塑造著壹個更有彈性、更有溫度的公益生態。兩種結構之間的張力，不是需要消除的矛盾，而是驅動慈善生態自我更新的持續動力。
這對中國慈善界是壹面值得認真打量的鏡子。不是要照抄某種模式，而是要真正讀懂這場轉變的內在邏輯——慈善的合法性，越來越依賴的不是捐款者的個人聲譽，而是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和受益群體的真實參與。中國正處於財富代際交接的關鍵時期，新壹代捐贈者的偏好、數字支付工具的普及、以及公眾對公益機構日益提高的期待，共同構成了壹個可以有意識加以塑造的窗口期。
在壹個所有權威都面臨結構性考驗的時代，慈善能夠守住公眾信任的方式，只有壹種——讓更多人看見、參與、並真正相信，這件事與他們自己有關。
作者：朱兆壹（北大(专题)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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