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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4-06 | 來源: 百姓識天下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97年冬天，沈陽鐵西區某工廠門口，貼著裁員名單的黑板前圍滿了人。老趙擠到最前面，從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他轉身就走，壹句話沒說。身後有人哭了，有人罵娘，有人蹲在地上抽起了悶煙。
老趙那年肆拾伍歲，在廠裡幹了贰拾叁年，是個八級鉗工。他妻子也在同壹家廠，比他早壹個月下崗。兩口子買斷工齡的錢加起來不到叁萬塊，要養柒拾歲的老母親和壹個讀初中的女兒。老趙算了算，這些錢省著花，夠撐兩年。兩年之後呢？他不知道。
兩年之後，錢花光了，工作還沒找到。
老趙試過壹切能幹的活：去建築工地搬磚，壹天拾伍塊，幹了叁天腰就直不起來；去私人工廠當臨時工，老板嫌他年紀大，幹了壹個月就不要了；去勞務市場蹲了半個月，沒人願意要壹個肆拾伍歲、只會修機床的老工人。他站在勞務市場門口，看著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被壹個個挑走，自己像壹件滯銷的舊貨，標價越來越低，還是沒人要。
那是1999年的秋天，家裡已經斷糧叁天了。老趙的妻子把家裡能賣的都賣了——自行車、縫紉機、甚至結婚時買的那台拾肆寸黑白電視機，壹共賣了不到兩百塊。兩百塊，交了水電費，買了米面，又沒了。
老趙開始去賣血。
第壹次賣血，是在鐵西區壹個巷子裡的“血站”。說是血站，其實就是壹間小平房，門口掛塊牌子，裡面擺著幾張行軍床。抽血的針頭不是壹次性的，壹根針管用壹天，上面沾著前壹個人的血跡。老趙看著那根針頭，猶豫了壹下，還是卷起了袖子。肆百毫升血，換回六拾塊錢。他攥著那六拾塊錢，手在發抖。不是因為疼，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不值錢過。
有了第壹次，就有第贰次。老趙每個月去賣兩次血，每次六拾塊，壹個月壹百贰拾塊。這筆錢夠壹家人吃最便宜的飯——玉米面糊糊、鹹菜疙瘩、偶爾買壹斤豬油熬白菜。老趙的妻子不知道他去賣血，他每次都把胳膊藏得嚴嚴實實，說是幹活蹭的。
可紙包不住火。有壹次老趙抽完血回來，在樓梯口暈倒了，額頭磕在台階上，流了壹臉血。鄰居把他抬回家，他妻子這才發現他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針眼。她沒哭，也沒罵，只是把老趙的頭抱在懷裡，抱了很久。然後她做了這輩子最艱難的壹個決定。
她也去賣了。不是賣血，是賣身。
那個年代的鐵西區，有壹些見不得光的地方。壹些下崗的女工，為了讓孩子能吃上飯、能交上學費，走進了那些陰暗的出租屋。壹次贰拾塊，叁拾塊，有時候甚至只值壹頓飯。老趙的妻子去了叁次，每次回來都拼命洗澡，把自己搓得渾身通紅。老趙發現後，兩個人在屋裡大吵了壹架，摔了碗，砸了暖壺。吵完之後，老趙蹲在牆角哭，他妻子坐在床上哭。哭完了，第贰天，她又去了。
這不是小說，這是那個年代真實發生過的事。
在沈陽、鞍山、撫順、本溪，那些曾經驕傲的工業城市裡，賣血站門口排著長隊，隊伍裡有肆伍拾歲的中年男人，有叁拾出頭的年輕工人，甚至還有剛下崗不久的女工。他們卷起袖子，把胳膊伸向那根帶著別人血跡的針頭，換回幾拾塊錢。有人壹個月賣肆次血，臉色蠟黃，走路打晃，可還是要賣——因為孩子明天要交學費，因為老母親還在等著吃藥。
更讓人心酸的是，有些人連賣血的資格都沒有。身體太差，血檢不合格，血站不收。他們只能去更隱蔽、更黑暗的地方——賣腎、賣身、甚至幫人運毒。那不是墮落，那是被逼到絕路上的人，已經沒有力氣去考慮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了。
老趙後來怎麼樣了？他的身體在連續賣血兩年後徹底垮了，患上了嚴重的肝炎。家裡沒錢治，他就在家硬扛。2003年，老趙走了，走的時候不到伍拾歲，瘦得只剩壹把骨頭。他妻子後來去了壹家私企做清潔工，壹個月六百塊，把女兒供到了大學畢業。女兒現在在南方工作，每年清明都會回沈陽，給父親燒紙。她不知道父親當年為了她賣過多少次血，母親也從來沒告訴過她。
那壹代東北下崗工人中的壹部分人，就是這樣活過來的——或者，沒活過來。他們曾經是共和國的長子，是國家工業化的功臣。可當改革的大潮席卷而來，他們被拍在了岸上，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有人爬起來了，有人永遠留在了那片泥濘裡。
而那些走進黑暗角落的人，不是他們不要臉，是生活沒給他們留臉。-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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