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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4-11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即使受害者足够勇敢，愿意说出自己的遭遇，描述的过程对她们来说也很痛苦。2023年，吕行菲办理过一个未成年人黄谣案，那也是她职业生涯里办理的第一个未成年人黄谣案。原告名叫丁薇，正在上初中。翻看卷宗时，吕行菲看到女孩提交的诉状非常简单，上面写：2023年4月，丁薇的小学同学陈阳开始传播丁薇的黄谣，谣言扩散，丁薇出现自伤行为，并实施过一次自杀。吕行菲担心丁薇的精神状态，“如果让她直接上法庭和被告当面对质，我怕她受不了”，于是她安排了一次庭前谈话。
吕行菲对那次谈话记忆深刻。那是2023年的冬天，丁薇和妈妈在放学后到达法院，天已经黑了。丁薇几乎缩在宽大的厚羽绒服里，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让人看不清她长什么样。吕行菲还注意到，丁薇的手腕有几道伤痕。吕行菲和丁薇的交流很吃力，她只回答是或不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丁薇的妈妈在帮她陈述事件的经过。丁薇没办法把谣言的内容说出口，甚至听到她妈妈说谣言的内容，情绪就特别激动。
吕行菲后来了解到，起诉是丁薇的决定。有次丁薇跟闺蜜聊自己的痛苦，让闺蜜问问她做律师的妈妈，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起诉。闺蜜后来告诉她，她可以通过法律来为自己维权。所以开庭时，丁薇家请的律师是她闺蜜的妈妈。丁薇的妈妈也坚定地给予了支持，她对吕行菲说，“我觉得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是难免的，哪怕是打她、骂她，我都能接受，但是对一个女孩造黄谣，实在太残忍了。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清白。”
“这个案子能走到法庭，有多重因素的影响。家长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学校的老师也告诉她是对的，闺蜜的律师妈妈给了她法律上的帮助。”吕行菲告诉本刊。
法庭上，陈阳的妈妈表现得很平静，全程表情没有任何波澜。她完全否认了陈阳造谣的行为，说陈阳也是听别人说的。当学校的证据在法庭上呈现时，她说，孩子们都还小，黄谣并不是什么大事，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种态度吕行菲在其他的未成年人侵权案里也见到过。她曾经办理过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一名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撞倒一名成年女性，原告在家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上法庭，被告的家长却说，“赔钱不就完了，你就是想讹钱。”“未成年人表现出来的不良行为，大部分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她在办案的过程中，从家长口中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管不了了”。
黄谣案件在公安系统立案也并不容易。宋琳告诉本刊，最初她把聊天截图发给民警时，民警回复她，对方只是一对一的诋毁，没有在群里或者超过两个人的范围内扩散，不能算语言上的诽谤和侮辱。宋琳对民警说，事情刚发生，还没有调查，不能确定有没有经过多人传播，民警听后就立了案。
有受访者因为孩子被造黄谣去寻求立案，民警却劝对方“别闹了，事情闹越大，越抹越黑，反而对孩子未来的生活影响不好。”这位受访者说自己理解民警的说法——基层民警事物繁忙，还有许多诈骗、打架、盗窃等案件需要处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但她还是非常生气，“我来报案和提交证据是正常履行自己的权利，客观陈述事实，我的女儿也没有做过那些事，怎么就成了‘闹’和‘越抹越黑’？”
吕行菲说，类似的担忧在维权的不少环节都会出现。“大多数时候，黄谣根本无从证明、百口莫辩，不存在‘清者自清’，只会愈演愈烈，对被造谣者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和身心伤害。”然而即使孩子告诉了家长，家长也不知道孩子伤到什么程度，如何取证。还有家长觉得如果事情不闹大，慢慢就会过去，担忧闹大反而对孩子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因此，她办理的大多案件仍然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纠纷，“心理上的问题不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往往难以被看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吕行菲外，均为化名。）-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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