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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4-11 | 来源: 大声思考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刘晓庆 | 字体: 小 中 大
越来越清醒地关注自身的幸福。
传统社会，人们的选择很少，往往在于缺乏其他可能性：避孕技术缺失，性行为几乎必然导向生育；小农经济依赖劳动力，于是鼓励多生。在伦理与生计的双重加持下，“多子多福”就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化模因，又被社会评价体系反复巩固——不育者不仅承受道德压力，也近乎遭遇社会性死亡。
然而今天，可能性的大门已经打开。
教育普及，让人看见了生育之外的其他活法，经济独立提供了不依赖后代的保障，社会保障体系部分替代了养儿防老的功能。个人主义兴起，大家对幸福的定义，从“家族延续”转向了“自我实现”。
在诸多变量的交织中，越来越多人选择成为基因传承的“叛徒”。
自然界其他物种或许能提供一些参照。例如牡蛎，就将繁衍与养育彻底分离，从不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它们只是将精卵排入大海，任其随波逐流、自生自灭。数以万计的后代在成长中途死去，但仍有小部分将存活。这种策略背后的进化适应性仍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是以极低的单次投资成本，换取基因延续的统计学可能性。
抚育是一项极端昂贵的投资。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任何物种都得做权衡。人类长久以来走的都是“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倾注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来确保少数后代的存活质量。然而，一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超载，人类又没有办法像牡蛎那样将精卵排于体外，抽身而去，用数量博取低概率的成功。结果就是，有一部分人干脆选择放弃生育。
有些人将此视为一次觉醒：人，终于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基因的载体，更是一个有独立意志、会计算利弊的主体。而当主体开始理性权衡，那个千年不变的繁衍脚本，便被改写了。
然而，若将当前的少子趋势视为一个定局，或许为时过早。我倾向于认为，主动放弃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短期现象。随着科技与经济进步，等到某天当生育逐渐转变为一项可规划、可负担、能与自我实现并存的人生选项时，它的吸引力很可能会再回来。
人类并不会放弃繁衍，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友好的时代，来安放这份古老的渴望。
但趋势属于未来，现实问题却迫在眉睫：没有子女的那些人，遗产该如何处置？
血缘优先法则如何塑造了千年传统
遗产传给血亲，这一观念在绝大多数社会中被视为天经地义。
从生物学视角看，这很可能是基因自利性在人类文化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广义适合度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广义适合度理论由演化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其核心观点在于：自然选择青睐那些能够促使个体基因得到最大程度复制的行为，而不限于通过自身直接繁殖。
这里有一套基于基因视角的利益计算。
为什么人类更倾向于将遗产传承给子女？因为子女和我们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将遗产留给他们，是确保与自身基因相似度最高的那个人，能获得生存与繁衍资源的最高效投资。这里讲究的是一个基因性价比。
朋友之间关系再好，也因缺乏这种基因相似性，而不在传统遗产继承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资源稀缺的原始社会和农耕文明中，将财产留给DNA最近的血亲，是确保家族再生产、抵御风险和维护社会地位最可靠的方式，能够最大化族群的生存概率。
血亲继承，完美契合了经济理性。这一策略经过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双重筛选，已经成为嵌入人类社会的默认程序。
按照这种筛选程序，如果没有亲生子女，传统社会通常的选择就是从近亲的晚辈中过继。
刘晓庆当初也是接受这一默认程序，依据DNA最近者优先的逻辑，将与自己25%基因相关度的外甥当作儿子抚养，只是没走法律过继的程序而已。
这套系统运行得如此顺畅，以至于它慢慢从一种生存策略，升华为神圣的道德责任。很多时候受继者都视接受遗产为理所当然，当立继者试图退出程序时，之前所有的恩情一笔勾销不说，还可能激发新的仇恨。
当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内化了这一逻辑，法律便随之跟进。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法定继承顺序，几乎就是按照亲缘系数从高到低的精确排列。
差别在于，中国法定继承人范围比较窄，只有两级顺位，比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更远的亲属——如叔、伯、姑、舅、姨、堂表亲等均无法定继承权。如果一个人没立遗嘱，又无一、二顺位继承人，则遗产充公。而西方国家则通常遵循更广泛的追溯模式，如英国法律不仅划定了一个比中国更广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包含了叔伯姑舅），在此范围之外，还设置了一套程序，允许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人在限期内主动举证申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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