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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4-15 | 來源: 海邊的西塞羅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克勞德·香農——把麥克斯韋妖放出瓶子的人。
並且從對這個悖論的解釋開始，香農構建了他所創建的信息論——嗯，信息論，這又是壹個蘇聯人……很不幸，壓根就聽不懂或曰不屑壹顧的學問。
簡單的講，信息論讓人類意識到，人類認知這個世界本身，也是需要不斷付出代價的。過去，工業時代的人們只是淺薄的意識到，人類改變物質的空間位置、化學結構需要逆熵——也就是付出有效的勞動。立足於這種認知的哲學觀，很容易只把工業、農業和指導工農業進行生產的自然科學視為有效勞動。而把商業、金融、人文、藝術等壹切其他活動看作冗余的乃至是腐朽的無效勞動。蘇聯式的“重理輕文”或“重理精文”的傳統，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實際上，當我們帶入信息論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你就會發現，商業、金融、人文、藝術等等這壹切活動，它們雖然不像理工科那樣直接改變物質的空間位置或化學結構，但是它們負責處理的正是“麥克斯韋妖”的那個工作——通過甄別、區分和交流信息，將
人類世界從冗雜變得井然。
3、哈耶克的警告
明晰了上述道理，我們再重新審視蘇聯計劃經濟失敗的過程，你就會發現，整個蘇聯計劃經濟史的本質，其實就是壹個巨大而注定失敗的“麥克斯韋妖實驗”。
由於不懂信息論、又對自己的構想懷有過度的自信，所以蘇聯鄙視商業、金融、人文、藝術等活動所產生的價值，選擇了重理輕文，或曰“重理精文”的發展路徑。其造成的後果則是全方位且災難性的。
在社會層面，由於文學和新聞學發展嚴重滯後，高校並不培養足夠的相關專業合格人才，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只承擔宣傳的任務而放棄了輿論監督的職能。所以蘇聯伸向會社基層的神經末梢是麻木乃至壞死的。
又由於蘇聯的法學研究也嚴重滯後，大量的社會矛盾在無法上達的同時也無法通過司法手段完成消解，導致了這種壓力的加劇。
在上層，雖然蘇聯號稱執行的是“科學的”高度精密的計劃經濟，但是計劃經濟對生產做出指導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必須絕對精確的獲得所有生產部門和需求人口實時更新的動態數據，並進行迅速、准確的計算——且不論這個經濟學上烏托邦究竟是否有萬分之壹的可能達成，如前所述，蘇聯伸向基層社會的輿論、司法神經末梢本來就處於麻木和壞死狀態，這導致蘇聯的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在制定經濟政策前根本無從了解社會上真實在發生什麼，其所獲得的永遠是通過官僚體系層層傳達、層層失真，最終已經被扭曲的不成樣子的數據。所以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定者們本質上其實是在“跟空氣斗智斗勇”。
再加上由於政治學和經濟學在整體上已經被認為“大廈已經建成”，蘇聯的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只承擔為大廈“添磚加瓦”的任務，而不能動承重牆。所以上述問題在理論上也是無法進行修正和更改的。
於是所有這些原因最終造成了蘇聯的發展陷入死局——20世紀70年代後半葉，蘇聯的生產效率和投資收益比降低到了即便連數據瞞報也無法遮掩的程度。蘇聯高層從這個時候開始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性。並下令克格勃進行秘密調查（主持者是安德羅波夫），調查的最初方向是懷疑“帝國主義間諜的蓄意破壞”，
但是最終，大面積存在的現象與海量的證據讓克格勃自己推翻了這個猜測。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潰爛是蘇聯全社會自發且廣泛的——工廠裡存在著驚人生產資料浪費、對生活狀態不滿又無從宣泄的工人消極怠工、偷竊原材料、機械、甚至蓄意破壞生產設備。類似的情況在合作社遍布的農村也同樣存在。巨量社會信息的溝通不暢和錯誤處理，最終堆積出了蘇聯工農業體系無法修正也無法補救的“屎山”，而蘇聯各級計劃組織所能做的，僅僅是裝作仍在進行精確控制，實則“屎上雕花”。-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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