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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4-20 | 来源: 掸封尘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毛泽东 | 字体: 小 中 大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集重兵以闪电战术袭击波兰，波兰军事防线很快崩溃，厄运从此开始。据统计，波兰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为730万。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史称“华沙之跪”。面对这反省与谢罪的虔诚一跪，波兰人接受得心安理得，波澜不惊。
1931年“9.18”，日本入侵中国。蒋中正领导的伟大抗日卫国战争历时十四年，赢得最后胜利。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
资料显示，从1956年到1964年八年间，日本人借访华之机，曾七次向毛泽东当面表示口头道歉，而毛泽东却被感动得不行。他当面回敬日本人，千恩万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才能使中共发展壮大并最终夺权成功。
按理说，战败的侵略者向战胜的被侵略者谢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是事情了——就像波兰人对“华沙之跪”波澜不惊那样。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日本人的道歉千恩万谢呢？下文将为您引证相关史料和史实，揭开这一历史谜团。
《延安日记》《南京志史》《时事公报》爆出猛料
抗战时期，中共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特派员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长驻延安的几年中写过一本《延安日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在另一天还记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弗拉基米洛夫提到的“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一事，细节是这样的——
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个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经曝光，史学界为之哗然。
该书揭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就此开始。
故事的缘由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陷入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然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被动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总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后，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共中央。延安方面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随后，日方建议中共派人与日军总部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起程赴南京。
抵达南京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外，日方答应让出七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英美方面军。
史料显示，1919年3月，列宁在苏俄组建“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成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远东书记处，1921年6月成文的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远东支部”。
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共产国际是设在苏俄的公司总部，中共是它开在中国的一个分公司；或者说，共产国际是公安局，中共就派出所。中共跟共产国际是穿一条裤子，坐一条板凳，一个鼻孔出气的“自家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任务本来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尽管如此，毛泽东跟日本皇军之间的罪恶交易，大概是做得太过火了，连“自家人”—— 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日记中气愤地指责说：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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