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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5-13 | 来源: 德国之声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字体: 小 中 大
后来他们又找我谈话，说他们要培养我，第二个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人，说我是外国人，也可以培养第二个，好像要出名什么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听这个，我就回家，我不参加政治学习了。
采访的第二部分，请看 下篇：大字报、“鸡蛋人”与沈阳的武斗
下篇：大字报、“鸡蛋人”与沈阳的武斗
（德国之声中文网）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语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由外祖母抚养到三岁。她的母亲在英国认识了她后来的中国继父。三岁的她随着母亲和中国继父，乘船前往中国沈阳，那是1951年。
与家人一道，她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下乡劳动等等。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她曾经历沈阳的武斗。
1972年，方嘏德离开中国，回到奥地利，在那里读了大学、结婚、工作。后来，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中国父亲相继也来到奥地利。
如今，她与家人生活在维也纳。
在接受德语媒体采访时，她和家人曾讲述过，回到奥地利后，对他们来说，适应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此次德国之声对她的电话采访，则主要请她讲述了在中国的岁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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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什么决定回奥地利？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你的前途、你的将来是欧洲。我妈一直灌输我，让我回到欧洲来。
我当时在工厂里上班，隔壁的工厂是一个机械厂，男工人比较多。我师傅经常来给我说媒，隔壁那工厂有个小伙子看上你了，要不要我给你拉拉线，做个媒人。我说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时候我二十岁了，大家都来给我说媒，可吓死我了。我从来没有说我在中国要成家立业，因为我看到我那些同事，结婚了以后生了孩子，56天就背着小宝宝到工厂里去上班，好辛苦。我就想，不行，我绝对不能在中国扎根，我绝对不会找一个中国人当做丈夫。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在中国，一举一动，大家都在看我。我长得是欧洲人的样子，蓝眼睛、黄头发，在中国特别显眼。如果我在中国要找个对象，那就得出去看看电影、压压马路、逛逛公园；如果不成的话，就会被说成是“破鞋”。所以我在中国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也没有这个想法。
被贴大字报
然后我快要离职的时候，好像离职的第二天，工厂里给我贴了大字报。整个走廊里，那个长廊里头，都是大字报，都贴我的，说中国人民给我养育成长，然后我现在要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要到欧洲去，要到奥地利去，要到国外去，就是写的那些东西，好像是我没良心怎么怎么的一大堆。有一个纺织厂里认识的一个朋友，挺好的，跑到我们家来告诉我，说今天工厂里贴了好多好多大字报，关于你的事儿，批评你。我一听，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脚正不怕鞋歪。
第二天，我就到了沈阳的外事处，找他们的领导人。我就提出来，第一个，周恩来说，外国人不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给我贴那么多大字报。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外事处的人劝我，说不要着急。那个时候已经同意我回奥地利，但还没有完全批下来，他们也很小心。然后说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直接派了人到了工厂，把那个大字报全撕掉了。
之后工厂领导给我父亲打电话，说到我们家来，跟我赔礼道歉。我父亲跟我说，你今天下午在家里待着，厂里的领导过来看看你，给你赔礼道歉。我一听，一气之下就走掉了。我说我不听他们的赔礼道歉，都是装的。我不理他们，来了三次，我都跑掉了，没有接受他们的道歉。
我们家我父亲呢，在文革期间，皮肉上没有受到冲击，妈妈也没有受到冲击。妈妈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得到。因为妈妈人很好，我妈妈性格很好，不跟人翻脸，吵架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家就算是跟当时在中国的很多欧洲人家庭比，那我们真是不错的，没有受到皮肉上的冲击，精神上是有的。当时那时候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
老外的称呼
你说我为什么要回奥地利来，因为我长得就是欧洲人的样子，在中国虽然我说中文，我到哪儿去都是（外国人）。还有当时在中国，我们一些邻居还是同学，在我背后都叫我黄毛子、大鼻子杂种，当我面叫我名字，背后都是黄毛子、大鼻子杂种这些东西。-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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