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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5-13 | 来源: 德国之声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字体: 小 中 大
在奥地利，有一次我在中国餐馆去吃饭，我跟老板娘很熟。那天刚开门，有一对夫妇是中国游客，他听我说中文，就跟老板娘说，这个老外会讲中文呢，讲得这么好。然后我就对那个中国人说，在这里你不能叫我老外，你们是老外。我说你们中国人在公交车上，在欧洲什么地方，一说就是老外怎么怎么的，好像到处都是他的国家，挺有意思的。
我先生就说，有一次，——因为他原先在大学里教书，搞过一次好像是一个课题，叫包装学，他就说，我太太这个包装是欧洲式的包装，里面的货是中国货，你明白吗，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思维都是中国的，长相是欧洲人。
很多在欧美长大的华裔孩子，人家称他们叫什么人，你听说过没有，对，对，香蕉人。我当时就想，我是什么人呢，我想一想，我是鸡蛋人，煮熟的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我就称我自己是一个鸡蛋人。
我还是说，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有好的地方，我都维持着。所以说我的童年，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快乐、很愉快的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母亲对我们都很好，邻居也不错，同学关系也都很好。所以我回想起我的童年，一直都是很愉快的。
后来我在奥地利读了大学。也结婚了，工作，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的命挺好的。我没有受过那么大的苦，想做什么，好像就都能做到，就能得到。
我在奥地利的时候，也在大学里教过中文。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父亲从《康熙字典》里给我找出来的。他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用哪个字。那个“嘏”字，是一个很少用的字，意思是幸福。“德”就是道德的德。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一个是幸福，一个是道德。
后来我也常常回中国。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去过二十多次，二十四次、二十五次。1972 年我回到维也纳，1974年跟一个工业展代表团在中国，在北京的工业展览会上做翻译。1974 年是第一次回中国，最后一次是 2018 年。
Helmut Opletal博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个人崇拜与红色印记》一书中采访了您，您提到您的母亲在文革中曾不得不烧掉一幅玛丽亚画像，以防被抄家。小的时候，母亲对您的教育有天主教背景吗？
完全没有，我就信我自己，啥也不信。对，文革期间，我一个挺好的同学找到我，说方嘏德，你们家有一张天主教玛利亚的照片，你得给它毁掉。 破四旧嘛，不然同学会到你家里去抄家的，这个一定要毁掉。我就回家就跟我妈说了，我妈说那咱们就给烧掉吧。摘下来，放在后面院子里弄点稻草，一点火就给它烧掉了。
当时在我们家还有来抄家的，我也经历过。 那个时候是66年8月份、9月份，到我们家来抄家。因为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是被说牛鬼蛇神，那个标签呐，天天带这个袖标，上面写的牛鬼蛇神。他们怀疑我父亲是CC特务，那个CC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是蒋介石的朋友吧，当时好像是他们资助国民党有这个奖学金，我父亲从他们那儿拿到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父亲被当成CC特务。
他们就去查，所里面就去查。父亲他是头脑很清醒的，他是哪一年哪一日见到什么人跟什么人说话，他都全都写下来了，那人家就去查了，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他当时就为了得到这个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一定要加入国民党，他就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呢，他根本没有什么活动都没有。就是你说：参加了这个党、加入国民党，就给你奖学金。后来就在英国深造，就这样。回来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周恩来说的号召知识分子科学家回国， 建设中国。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爱国嘛，就跟他的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同学就回到中国来，来建设社会主义，就这样。好心好意的结果呢，被打成什么CC特务。然后呢，怎么查都查不出来，这个事情花了很多很多钱没查出来。
刚才提到的书中您在采访中说，当时沈阳有一些不同的派别，您父亲加入了其中一个派别。
他加入了叫什么硬骨头派工人那一派。还有一派叫什么红旗派，是知识分子那边的。这个硬骨头派就是站在我父亲这边，就帮了我父亲。有一天，父亲晚上七点多钟被抓到这个办公大楼里，不让回来，说要审他、审查他，然后我妈妈就着急了， 说怎么办呢，父亲被抓了。我就说，那我去找个朋友，我找一个同学，院里的一个小姑娘，我跟她挺熟。她父亲是这个硬骨头派的头头。我就找这个小姑娘，说你告诉你父亲，我父亲被抓了，想办法能不能给他保住，别受到什么皮肉的那个冲击，或者被打呀，怎么样的。然后呢，好像她父亲马上就通知了部队，当时好像是硬骨头派跟军队也有什么派连接在一起的。结果后来早上五点、四点多钟，把父亲放回来了。父亲就回来了，回家了，没有受到这皮肉上的冲击。-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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