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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5-15 | 来源: BBC中文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文革 | 字体: 小 中 大
程映虹说，毛泽东早期高度量化的阶级分析在1949年后全部消失，然而其量化思维却贯穿在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
“当时没有任何机构展开过全国性的人口结构调查，毛泽东的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可能是毛泽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注明某些资料来源，更有可能的情况则如几位历史学家所推测的那样，即这些数据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常识做出的估算，”他说。
程映虹说，这种量化模式不仅大大减轻了杀人者的道德压力，更是成为一种隐形的“政治公式”，似乎杀戮成为实现某个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
“对于许多原本对杀人犹豫不决的党国基层干部来说，指标进一步使他们对已被党的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谋杀行为变得麻木，同时也使他们的任务变得比执行那些强制性却往往措辞模糊的命令更加机械和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标在最初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压力，但后来却被他们带着解脱的心情接受，他说。
程映虹说，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干部的狡黠和政治精明不断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记录显示省级及以下党组织“浪费”了指标或控制数位。 相反，他们甚至主动要求增加额外指标。
此后的政治暴力与“集体杀戮”，可以看成是“指标杀戮”的延续，或是彻底失控，他说。
1968年9月6日，一群男女矿工集体朗诵了毛泽东《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些段落。
“毛时代的普通人”
从社区视角研究集体杀戮的苏阳认为，“集体杀戮”是国家动员与崩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由于国家结构无法统合各社区，使得地方性动员和崩溃在社区中的效果各有不同，这就可能导致社区在地理位置和组织层级上离中央越远，越有可能经历权威的崩溃并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地方性动员，也越有可能发生“集体杀戮”事件。
宗族归属强并伴随地方性的跨宗族冲突（尤其是客家之间）且缺乏少数民族的地方，更易发生“集体杀戮”，他说。
苏阳说，在官方公布的资料，比如县志，几乎没有任何行凶者的资讯。
在他进行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以及他人的报告访谈中，一些幸存者、受害者的家人以及退休的干部提供了相同的答案——地方干部和民兵对“集体杀戮”负有直接责任。
苏阳把集体杀戮的参与者分为三种，一是授权者，即那些有可能也有能力阻止杀戮发生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的上层领导；二是召集人，即当地作出杀人决策的官员，主要是村或者乡镇的领导，通常由他们来选择受害者，然后组织安排杀人事件，在一些个案中，县级领导也会参与其中；最后便是少数干“脏活”的人，通常都是民兵中的精英，不仅包括那些殴打、射杀受害者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下令实行杀戮的人；还包括那些在暴行中进行协助和教唆的人，没有他们，事件也不可能发生。
苏阳说，这三种人全部都是“毛时代的普通人”。
“普通人”的概念来自德国二战种族大屠杀的研究。此处“普通”指没有心理毛病，居家过日子的人。
但苏阳说，这些“普通人”和其他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有着显著区别的。首先，他们都与国家有着联系，有的是地方干部、民兵中的精英，有的则是上层的官员。其次，他们的个人履历证明他们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深层的意识形态信仰。
第三，虽然缺乏广泛的证据，但一些杀人者似乎受心理因素困扰，这可以从他们杀戮特别弱小人群的意愿以及有时显示出的异乎寻常的残酷看出。
文革会否再来？
今年是文革爆发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文革是否再来却成了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宋永毅说，文革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大政治运动，可以说穷尽了一般政治运动的所有模式和特点。对以后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是必然的，甚至89年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当年的造反派。
“如果我们说，文革作为一场针对官僚阶层的群众运动，那么我认为文革不太会重演。但如果把文革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文化，那我认为文革是现在进行时，尤其是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依旧阴魂不散。”
对比世界上其他的屠杀，侧重研究“集体杀戮”过程和多重机制的苏阳提醒，大屠杀和“集体杀戮”，虽然罕见，但却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而非历史上的孤立事件。-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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