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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5-21 | 来源: 凤凰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耿同学对此的概括非常直白：“编造者甚至没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做一组随机数据，而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人为乱填。如果用心去编，其实我是看不出来的。”
这恰恰说明技术逼出了造假者的真实水平。一个在造假时都不愿意花心思的人，足以说明在这个生态里，造假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操作，没有人觉得会被发现。
本质上，耿同学只不过是把学术争议从学术辩论降维成了数据判断题。他没有和你去争论学科里面的那些高深的知识，只是从大多数只需要有一定观察与推理能力就可以发现的问题问你：
这组数据的末位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吗？这两张图片相似度是多少？这组数据有没有在其他表格中出现过？
这些都是可以用算法来回答的，而且答案只有“是”或“否”，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不得不说，耿同学这套打法已经成了可复制的、人人都能掌握的工具，只要是有心人都可以试试。
文学圈的回响
如果说耿同学的故事是“技术赋能”的第一版本，那么“抒情的森林”的故事就是第二版本——它同样印证了技术正在把监督权从中心推向边缘，只不过用的是另一种工具。
抒情的森林是谁？从公开信息来看，他是一位普通的读书博主。从2024年10月开始，他陆续公开了数十位作家已出版作品中与其他作家相似的部分语句和段落，引发舆论剧震。
他在一次采访中坦陈：“我从0人关注开始发帖，很少下判断，只呈现文本对比。直到今天，我更多的也只是展示事实本身，将判断交给看帖子的人。”
过去界定抄袭，需要专家意见，需要法律程序，需要大量的专业辩论。而现在，抒情的森林只用了最基础的“文本比对”——这是任何一个识字的人、会使用搜索引擎的人都能独立完成的。
比如，他把贾平凹的《三十未立》和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英国的农村生活》并列排在一起，让读者看到两段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这样简单的技术工具就可以让传统上依赖专家权威才能做的事情，变成了任何人都能参与的“判断题”。
在这一点上，耿同学和抒情的森林是殊途同归的，一个靠的是AI图片比对和统计学分析，把高深的学术论文变成了数据题；另一个靠的是文本比对和互联网搜索，把模糊的抄袭争议变成了直观对照。
抒情的森林面对“你是不是为了流量”的质疑时的回应同样值得品味。他说：“我无法阻止别人的质疑，甚至欢迎别人的质疑，但大家凡事不要代入过甚，以己度人，流于诛心之论。讲话尽量有理有据，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你质疑的，有根据吗？”
用证据说话，君子论迹不论心，当证据足够清晰，动机就成了无关变量。
风暴背后
技术的发展让普通人拥有了质疑权威的能力，很多人把这称为“技术平权”，技术赋予了普通人挑战权威的能力，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场风暴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耿同学”和“抒情的森林”做的，本该是体制本身应该做的事？
耿同学本人对此有一个非常坦率的观察：“这段时间做打假以来，没有任何一篇问题论文，是官方自己去找出来的。这是迄今为止让我感到最失望的一点。”
他公开承认，自己发布的每一篇造假论文，“都不是我自己闲着没事去扒拉的，而是我认识的朋友或者热心网友先发现了，再转发给我的”。也就是说，发现问题的人，压根不是那些本该在审核机制里把关的人。
抒情的森林也遭遇了同样的现象——被点名的近40位作家，除了86岁的杨本芬发文致歉，绝大多数选择沉默。学术圈也几乎是同一个剧本：除了饶毅等极少数人发声，那些平时活跃的院长们、杰青们集体沉默。没人说这是污蔑，因为证据就在那儿；也没人否认，因为承认就等于承认自己和他们是一伙的。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学术论文有没有问题，理应由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审核机制来保障；文学作品是否抄袭，理应由出版行业自律和作者诚信来维系。但现在，这些本该由体制完成的事情，却要依靠两个“志愿者”用业余时间来完成，这是远远不够的。
耿同学的视频火了后，同济大学的王平已经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涉事论文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都已成立调查组。
5月17日，耿同学再次发布视频，喊话四所高校的五位“杰青”，要求他们先自查整改，否则将再次举报。据他透露，这几篇被质疑的论文均涉及Nature正刊或子刊。他对《三联生活周刊》透露，第一条打假视频发出后，他已经收到超过100条打假举报。-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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