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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5-21 | 来源: 美国之音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特廖洛认为，Mythos的出现促使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并深入探讨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保障措施。不过，他认为北京更倾向于在多边框架下讨论这些问题，但鉴于中美两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北京显然愿意首先与美国展开对话，并希望日后将此类磋商转移到多边层面。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与产业政策的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认为中国愿意和美国就AI的发展和管理进行会谈还因为中国希望自己被看作AI领域的领导者。
他说：“部分原因在于象征意义，中国希望被视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作为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与美国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领域展开合作。”
美中可以谈什么？
到目前为止，美中双方还没有就会谈提供任何具体框架。布鲁金斯学会的陈凯欣认为，现阶段两国有很多潜在的议题需要讨论，但交集的区域尚不明确，除了担忧AI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之外。他说，鉴于Mythos的出现，美国可能更关注一些保障措施，而中国则可能更希望把重点放在更广泛的人工智能治理问题，比如AI开发的准则等。他认为，美中的会谈可以从共享安全事件信息开始，就安全事件的类型、检测方法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交流。
他说：“这指的是用户试图利用人工智能模型进行恶意操作的情况。所有人工智能公司都会收集这些数据，并将其保存在自己的记录中，同时尝试利用这些数据改进其内部的人工智能安全规则……比如，现有的安全机制可能阻止用户询问如何开发化学武器之类的问题。但美国的某个实验室可能发现有用户绕过了这些机制，OpenAI决定更新并加强其安全机制，并且找到了相应的方法。”
陈凯欣说，美国可以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中国的网站以及人工智能实验室，或者通过中国政府机构分享。他说，这不会对美国造成损害，反而有助于提高人工智能的整体安全性。
陈凯欣5月8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美中还可以制定不具约束力的人工智能准则。他谈到，美中应建立一套共同的、不具约束力的、用于部署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准则。这些准则可以包括网络安全、化学和生物安全方面的防护措施；高风险用例的共同定义；以及对危险模型行为的基本限制。
他说，这样共同的标准有助于防止“安全套利”，即恶意行为者只需寻找两国中限制最少的模型即可。
此外，他还说，两国还可以建立人工智能应急热线，就人工智能相关事件建立正式和非正式应急沟通渠道。这样，在危机发生或人工智能攻击时，这些渠道有助于双方快速共享信息、明确责任归属，并降低误判风险。在利益重叠的情况下，这些渠道甚至可以促使两国政府协调应对措施。
美中曾在2024年曾就AI达成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协议明确承诺将核武器的使用决策权保留在人类手中，而非交给人工智能。
不过，有不少观察人士提到，在美中首次AI会谈中，美方派出技术专家，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最极端风险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讨论；而中方则派出外交政策专家，他们更倾向于解除出口管制。
达成协议很困难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合伙人特寥洛告诉美国之音说，Mythos模型的发布让两国看到了AI模型可能被用于极其危险的用途以及并为两国围绕最先进模型及其部署的监管措施进行讨论提供了空间，但鉴于两国间的互相防范，特别是华盛顿对北京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会对讨论产生限制。
“北京认为这些管制措施并非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是试图通过削弱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大规模部署应用的能力来遏制中国经济强国的崛起。这将降低北京就出于国家安全目的限制人工智能模型能力进行严肃深入讨论的意愿。”他说。
另外，美国AI公司与美国政府，尤其是战争部的密切联系，也将使讨论更加复杂。
美国2022年开始对中国购买并制造用于军事用途的特定高端芯片进行限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半导体出口管制上采取了一些调整政策，但华盛顿的共识是限制人工智能技术流向中国。
特朗普访问中国前几天，5月4日，一组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参议员推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AI OVERWATCH Act)，“确保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芯片将助力美国创新与美国国家安全，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监控机构”。在此之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推进了一系列两党共同支持的出口管制法案。-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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