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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5-21 | 来源: 批判法的小学生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对于中国整体而言，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美国司法部曾在2008年宣布香港国泰航空同意就航空货运价格固定支付6000万美元刑事罚金；2010年，台湾中华航空同意就航空货运价格固定支付4000万美元刑事罚金；2012年，台湾友达光电因LCD面板价格固定被判处5亿美元刑事罚金，两名高管被判入狱。但中央人民政府却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案件。
这些案例说明，美国刑事反垄断执法早已具有国际卡特尔追诉传统。中集案的新意不在于“美国第一次把反垄断法用于境外企业”，而在于：它直接指向中国大陆及香港相关头部制造企业，案情又被放入新冠疫情、全球供应链危机、美国通胀和中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复合叙事之中，并且已经通过法国实现了对一名涉案高管的拘捕。
四、疫情在本案中扮演什么角色？
本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疫情起源责任案”，也不是密苏里、密西西比、佛罗里达医护人员诉讼那类以PPE囤积、国家豁免和民事赔偿为核心的案件。美国司法部的正式罪名仍然是《谢尔曼法》第1条下的限制贸易共谋，即限制产量与固定价格。
但是，疫情叙事在本案中非常重要。美国司法部公告和反垄断司讲话不断强调疫情、供应链、物资短缺、美国消费者和通胀压力。司法部官员称，被告在新冠疫情期间“挟持”全球海运集装箱供应，使美国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等待更长时间；还称本案涉及约350亿美元全球贸易，影响美国货架和美国家庭。
美国司法部官网大大的“疫情”标题，就怕别人看不到
疫情在本案中至少有三重作用。
第一，疫情解释了为什么集装箱问题突然变得重要。疫情期间，全球航运延误、港口拥堵、空箱错配、货物流转不畅，标准干货集装箱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瓶颈。没有疫情背景，集装箱价格上涨可能只是一个行业周期问题；放在全球供应链危机之中，它就被美国司法部叙述为影响美国进口成本、消费者价格和通胀压力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
第二，疫情强化了损害叙事。疫情期间，美国消费者面临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司法部将本案描述为：当美国消费者正在承受短缺和通胀时，全球主要集装箱制造商却通过限产和涨价进一步加重美国经济压力。这个叙事将本来较为专业的反垄断问题转化为更容易传播的公共情绪问题。
第三，疫情服务于政治传播。本案一经公布，美国执法机关和媒体很容易将其包装为“中国企业在疫情期间操纵全球供应链、推高美国消费者成本”。但这更多是执法宣传和政治叙事，不是案件的核心法律构成。法律上，检方需要证明的是限产和固定价格共谋、美国贸易连接点、刑事责任构成以及个人被告参与等问题，而不是证明中国对疫情起源或疫情扩散承担责任。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本公众号过去多年持续跟踪美国对华疫情滥诉。回头看，那些案件真正较容易被美国法院部分放行的，往往不是“病毒起源责任”本身，而是所谓“囤积PPE”“操纵防疫物资市场”“造成美国市场短缺和价格上涨”这一较窄路径。
第八巡回法院在密苏里州诉中国案中，基本阻却了大量疫情责任诉请，但允许PPE囤积主张继续推进；2025年3月，密苏里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又在被告缺席情况下作出超过240亿美元的缺席判决，理由之一即是所谓疫情早期囤积PPE违反联邦和州反垄断法。
类似地，Aharon 案中，美国医护人员以PPE囤积、出口限制、美国防疫物资短缺和价格上涨为核心叙事起诉中国政府和某中国国有企业。公开案卷显示，该案后续已经进入第十一巡回上诉程序。
因此，中集案与疫情滥诉之间不是直接法律关系，而是共享一个更深层的叙事转向：疫情起源责任不好打，就转向供应链责任；国家豁免不好突破，就转向企业行为；普通侵权因果关系太远，就转向反垄断、市场操纵、价格上涨和消费者损害。美国涉华疫情法律战正在从国家责任诉讼转向企业行为诉讼，从民事缺席判决转向刑事跨境执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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