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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6-05-30 | News by: 中国新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2021年初，张大鹏将两至三片碾碎的三唑仑放入一位朋友的酒杯中，开始作案。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药物组合不断升级：从单一的三唑仑，到三唑仑与咪达唑仑组合，再到用浸了七氟烷的湿布捂住受害人口鼻。到2024年初，他已完整使用“三件套”，即这三种药物的组合。
一位三甲医院麻醉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七氟烷、咪达唑仑和三唑仑这三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叠加使用时，会产生“1+1>2”的效果，显着增强对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抑制，增加呼吸暂停甚至死亡的风险，并可能导致顺行性遗忘，即服药后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
柏林性暴力受害者保护机构LARA的心理学家夏洛特·赫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记忆缺失”会让受害者感到“没有机会反抗”，她们可能会进入“冻结模式”，变得麻木并放弃抵抗。
在张大鹏案中，判决书记录了一名受害者的遭遇：她的女儿仅11个月大时，她就在女儿身边被张大鹏迷奸。直到张大鹏被捕、警方从他的硬盘中提取出相关影像，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曾经历过什么。此后，她陷入极度羞耻与自责，不敢拆开任何信件，长期受严重失眠所困。她在法庭上陈述：“我确信，我的生活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在司法实践中，“不记得”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贺颖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常因无法提供“符合司法标准”的完整陈述而面临维权困境。
劳拉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2024年秋天，她与一位留学归来的中国男生确立恋爱关系。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几乎丧失了意识，事后对方辩称，可能是“店家在酒里下药”。
2025年5月，她在对方手机里发现大量自己熟睡时的裸照和私密视频，当即报警。警察面前，对方亲口承认偷拍和传播，但随即抢走手机删除了所有影像证据，之后改口称照片是“网上随便保存的”。巨大的刺激让她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觉和自杀倾向。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在量刑时，也对谋杀未遂的指控作出了专门评价。判决书显示，对于2022年7月18日、2024年1月9日、2024年8月23日和2024年9月1日的犯罪，因被告人张大鹏在被害人深度无意识且无自救可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对被害人的死活漠不关心，法院认定谋杀未遂成立。
同样的谋杀未遂指控，也出现在蒋中懿案的判决中。根据慕尼黑地方法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判决书，蒋中懿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研究生，于2023年赴德留学。2024年2月，他与同住一栋公寓楼的中国籍女性受害者建立恋爱关系。在2024年2月至12月间，他对受害人实施了至少七起犯罪行为，每次作案均以“药物麻醉+性侵+拍摄”的固定流程展开。
其中一次性侵过程中，蒋中懿使用了包括咪达唑仑、七氟烷在内的至少三种药物，并对受害人至少反复六次用药以维持麻醉。受害人两度因药物过量出现呼吸停顿，他不仅未施救，反而追加药物、继续施暴。
法院认定，被告人明知其使用的药物剂量已足以致命，却仍放任这种危险结果的发生。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在庭上说：“被害人没有死亡，靠的只是运气。”
“全新的法律领域”
对蒋中懿宣判时，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强调：“我们正踏入一片全新的法律领域。”他们之所以审理了这么久，一再回顾作案视频，正是因为缺乏联邦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也没有任何参审法庭曾审理过此类案件。他指出，此类犯罪往往难以定罪，尤其是在受害者对事件毫无记忆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极其严重，极其专业，并且蔑视人性和女性。”
2026年4月14日，蒋中懿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特别严重强奸、危险身体伤害及通过影像侵犯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11年3个月监禁。法院同时保留判决生效后启动预防性羁押的可能性。
张大鹏在法兰克福的判决比蒋中懿更早。2026年2月6日，他被判处14年监禁，并附加预防性羁押。
贺颖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德国刑事制裁实行双轨制：一是惩罚已犯下的罪行，二是防止未发生的危险。当法院决定适用或保留预防性羁押时，意味着被告在服完常规刑期后，若法院认定其对公众仍具有高度危险性，可以继续被羁押。在定期审查的基础上，这种羁押理论上甚至可以无限期延续。-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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