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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6-07-05 | News by: 新京报传媒研究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一起事先被预告、被预判的杀妻悲剧，最终还是如期发生，这是长孙苗苗案最令人窒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个案的罪恶归于施暴者，但悲剧的底色绝非单一的恶。记者黄依琳在《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妻案》中，跳出刑事案件的审判视角，不再局限于追责凶手，而是撕开了悲剧背后的层层病灶。
正如文中所言，这是一场近乎公开的凶杀，人人知晓风险，却无人真正兜底。家人的认知局限、亲友的无力旁观、环境的思想禁锢，共同织就了困住受害者的无形牢笼。施暴者的偏执巨婴心态、家族的纵容包庇，让婚姻困境彻底演变成致命危机。
记录悲剧，从来不是为了渲染绝望。
《记者说》落笔于此，既是复盘漏洞、叩问现实，更是打破沉默、警示社会。
——编者按
从不相信到迷茫
2024年12月，32岁的陕西女性长孙苗苗因为“闹离婚”被丈夫张鑫杀害了。
她先是被殴打、踩头，12下，又在被撞向一旁的石头墩子4下后陷入昏迷。七个小时后，她被扛起来扔下土崖致死。而在此之前，她还没有死。
很快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张鑫被逮捕、起诉。今年五月开庭，目前还未宣判。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我也相信最终会迎来公正的审判。
但在审判之外，我更想追问的是，苗苗早半年前就预见到自己被杀害，为什么还是没能避免一死。
难道真的是无处可逃吗？
我不相信，于是想通过复盘整个出逃的过程，搞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首先，苗苗尝试过报警。因为没有采访到警方，我无法确知苗苗因为被家暴，到底报过几次警。但很明确的一次，是发生在2024年8月，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发生后的第二天。前一天，她被张鑫拉到了临县的一个沟边，拿刀威胁她，如果要离婚，就把她杀了。
报警录音里，苗苗很害怕，她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警方，甚至要求能否把她关起来也好。但警方说，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
一位当地的民事律师告诉我，报警的首要作用是在当下保护当事人的安全，假如对方动手较严重，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进行惩罚。但苗苗报警发生在危险已解除时，很难说，在走访了张鑫家之后的民警，对苗苗的恐惧又有多少了解，毕竟连其家人也未必清楚地知道张鑫到底有多危险。
离婚案也是如此，苗苗起诉过两次，一次被法院“劝退”，一次开庭了但被驳回。
上述民事律师对这个现象也有一套解释。他说，首先问题出在证据不足，两张照片很难说明长期家暴。其次，除非法院认为家暴非常严重，否则一般都是“劝和不劝离”。
那么还有最后那个见到苗苗的医生呢？他是否也可以阻止悲剧发生？当张鑫和姐姐带着昏迷的苗苗来医院，谎称是从楼上摔下来时，医生是否会有疑问，是否可以根据医学常识判断，苗苗是被殴打成这样的。
他可以转头去报警，或者阻止张鑫带着她走吗？但我转念一想，医生在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任务是治病，他们也似乎没有“义务”这样做。这样的质问，是否也是一种苛责呢？
大姐提议把苗苗送到医院。他们先是去了小诊所。诊所的一位医护人员对警方回忆，那天上午一位女士推门进来，就问了一句，这里能不能缝合，听到缝合不了，转身就走了。
这一路上，他们经过了几家三甲医院，都没进去。最终在咸阳市一家民营医院停了下来。结合几位医护人员的证言，当时苗苗坐在轮椅上低着头，用羽绒服的帽子盖着，头顶的头发被血迹浸染，“也不吭气儿，双腿抽搐。”
监控录像显示，医生和护士匆匆忙忙，但张鑫和大姐并不着急，慢慢地走。坐诊的医生对他们说，病人瞳孔散大，情况不太好，需要呼叫120立即转院。张鑫说不用，可自行转院。
最后我发现，谁都“没有义务”这样做。
采访越深入，找到更多的人，就越感觉到那种窒息。一个被丈夫扬言杀害的女性，只能看着生命倒计时绝望地等死？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代入我自己，可能也跑不掉。
一个想法闪过脑际，那稿子还要怎么写呢？或者，写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一时，我陷入迷茫。
背后还有“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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