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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7-13 | 来源: 新京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射击时的巨大震动,顺着韩维林的右脸颊骨,一遍遍撞进左耳。原本呼啸的风声在耳朵里渐渐退去。等枪声彻底停息时,他的左耳里只剩下扯不断的、极为尖锐的嗡鸣,几乎失聪。
天亮时,韩维林在距离吉普车六十多米的一处斜坡后面,找到了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牺牲了。他半跪在雪地里,右手死死握着步枪握把,睫毛和胡须上盖着厚厚的冰霜,整个人已经冻成了一座保持着射击姿势的冰雕。
韩维林和队员用棉被和麻袋裹好队长的遗体,费力抬上了车厢。从太阳湖到格尔木,两千公里的无路之途。车的雨刮器冻裂了,为了看清前面的路,他必须每隔几分钟,就用手使劲刮掉挡风玻璃内凝结的厚厚冰花。他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带着索南达杰的遗体,开了两天两夜。
这一幕在他心里永远挥之不去。哪怕步入晚年,最常让他想起的,还是这次劫难。
▲1993年,韩维林开车行驶在可可西里无人区。 受访者供图。
媒体报道后,索南达杰的牺牲震动了整个中国。1994年4月,当时的国家林业局组织青、新、藏三省区,在可可西里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反盗猎“一号行动”,拉开了可可西里建制化、正规化保护的序幕。
同年年底,西部工委进行重组。由于没有正式编制,韩维林上交了那支半自动步枪。纵使心里还有很多不甘,他还是拎着一个装有两身旧军大衣和一双开裂胶鞋的帆布包,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车。
韩维林很快感受到了一种手足无措的钝痛。
为了糊口,他去省城的建筑工地当过小工,用铁锹铲沙子、和水泥。工地上的喇叭里播放着刺耳的流行歌曲,宿舍里混合着香的、臭的、辛辣的气味。工友们为了每天几块钱的工钱争吵,这些嘈杂的声音落在他残存听力的右耳里,总让他觉得脑子发胀,耳鸣加剧。在工地上待了几个月,因为“太闷、不合群”,最终离开了。
此后的十几年里,韩维林像一颗漂浮的沙子,在建筑工地、砖厂和林场边缘打着零工,但最终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来。2010年,他回到了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红旗乡,安顿了下来。
和解
步入晚年,养蜂几乎占据了韩维林全部的生活。
每天下午,韩维林都会提着一只掉了漆的铁皮桶,把糖水一勺勺舀进蜂箱的食槽里。“蜜蜂也欺负人,你手不稳,动作重了,它都会蜇你。”他伸出粗糙的手背,上面新添了两个红肿的硬疙瘩。
有一阵子,妻子曾劝他把蜂箱换成木质更好的双层箱,能防寒。他算了算买新木板的开销,摇了摇头:“折腾那个干啥,冬天在上面盖一层干稻草,能活下来多少就是多少,都是命。”
“都是命。”他用这句话说服自己接受现在的处境。但在和现实握手言和之前,韩维林从未挣脱过从前生活带来的“余震”。
跟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发一样,人到中年的失败是无法掩盖的现实。从受人尊敬的“韩老板”,到被银行催债电话轮番轰炸,连生计都无法维持的负债人。一开始,韩维林劝自己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但他很快意识到,他一度变成了亲戚朋友笑话的对象。在人生最低谷的几年里,韩维林觉得自己接近抑郁,提不起精神,“不想见人,不想见熟人,面子上遭不住。”-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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