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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7-15 | 来源: Newtal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清朝在19世纪衰落，遭列强压迫，被迫进入近代外交。 此时，新兴的汉人精英群体以中华主义与近代主义为核心，试图将乾隆帝时期所控制的广大土地重新定义为“中国 China”，并将之加以重建。 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目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之后，他们认为日本富强的秘诀在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功地统一人心。
因此，在清末爆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当中，普遍出现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强制汉化那些不懂汉字、不熟儒学的人，就能创造出与日本民族并立的中华民族。 但是，这种做法自然引发激烈混乱：蒙古人依靠俄国，藏人依靠英国来追求自立; 新疆的突厥裔穆斯林则在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受西方传入的伊斯兰近代主义之影响，逐渐投身东突厥斯独立运动。
此外，香港因鸦片战争而成为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英式经济理性与法治为基础的独特社会，而被誉为“东方之珠”。 这一事实与中华民族所强调的反帝国主义论述是格格不入的。
台湾则在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尚未普及之前，因甲午战争失败而被割让给日本。 自此至1945年，台湾经历“台湾与日本内地”的关系; 1945年后，又从台湾与国民党带来的中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中，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台湾始终无法被接受的原因。
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要打破近现代史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将自日本战败以来离散的台湾完全纳入中共的掌控之下。
三、改革开放下的心灵错位
毛泽东时代，透过阶级斗争来掀起打击反动派、打击分裂主义者的风暴，以革命方式创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做法在经济与社会上都彻底失败，而将中国推入极端贫困的深渊。
7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亦即：在外国以及香港、台湾的协助下，恢复并提升生产力，藉此重新建立对中共与中华文明的信念与信任。 尤其是1989年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柏林围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南斯拉夫纷争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渗透，都让中国共产党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90年代后期开始的急速经济发展，同步伴随彻底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实际上是一场思想斗争，目的在于捍卫“中共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张。
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政策却产生了中共未曾预料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为了恢复并提升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推行民族学校的母语教育，以及振兴各民族文化的政策。 但这反而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随着经济发展，少数民族生活逐渐宽裕，而与其文化相连的周边国家往来增加，这一趋势更进一步加速。
另一方面，汉族群体则因独生子女政策与大学入学考试（高考）等制度中少数民族的优待而心生不满，认为“如今少数民族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受益者，但他们却不是向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靠拢，而是走向独立性”，汉族群体因此感到焦躁。 特别是在2001年美国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对保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感愈加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爆发了西藏独立运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则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中共对此的回应是：为了持续经济发展、追求富强，必须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以尊严为核心的运动》进行严厉镇压。 同时，2000年代全面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更被加强化，中共认为只要提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连结，自然就能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共享。
2012年习近平政权成立，于隔年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将少数民族地区定位为《通往欧洲与非洲的中国经济发展前线》，藉此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并加速与全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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