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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0-08-25 | 來源: 新浪讀書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59年初，史學界、文學界突然掀起了壹股沸沸揚揚的為“曹操翻案”之風，在歷經“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學革命”、“批判帝王將相”等壹系列大小不等的運動之後，此番“為曹操翻案”，即“文史界”公然為壹位“帝王將相”評功論好，絕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來頭，大有深意。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則是其中的代表作。因為壹些年來，毛澤東陸續發表了壹系列對於曹操的看法，明確提出要為曹翻案。總能“得風氣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積極響應。
壹
1952年，毛澤東在讀《南史·韋睿傳》時，稱贊梁武帝部將韋睿智勇雙全，並就韋睿築城御敵時所雲“為將當有怯時”，批曰：“此曹操語。夏侯淵不聽曹公此語，故致軍敗身殲。”(張貽玖：《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操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曹操統壹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戲裡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還特意給女兒李敏、李訥寫信說：“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壹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澤東讀《叁國志集解》中盧弼對《讓縣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時，針對盧弼對曹操的指責，寫了這樣壹段批語：“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雲：‘魏帝營八極，蟻觀壹禰衡。’此為近之。”(《毛澤東讀史》)
從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親人的談話、書信及自己的讀書眉批中，可以看出他對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這畢竟還只是尚未公開的個人看法。當這種看法頻頻出現在他的公開報告、演講、談話和批示中時，領袖的“個人觀點”自然成為國家的“主導話語”。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與人民日報社負責人談話時說：“歷史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進步壹方的，漢是沒落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版)據翻譯李越然回憶，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將胡喬木、郭沫若等招來共進晚餐，興致勃勃地與郭沫若縱論叁國歷史時說：“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是把他扮成個大白臉，其實冤枉。這個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版)“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對曹操的公開贊揚更多。
1958年11月初，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即“第壹次鄭州會議”。他在會上講話中專門說道：“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笳回憶，11月20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漢座談，他們都以為要座談的內容是預定在第贰天，即11月21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相繼召開六中全會的問題。誰也沒有料到，當他們坐定後，毛澤東壹開頭卻說：“今天找你們來談談陳壽的《叁國志》。”他強調：“《叁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來描寫的；而《叁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可是因為《叁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叁國戲都是按《叁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台上就是壹個白臉奸臣。這壹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說到此，毛澤東憤憤不平地說：“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拾年、贰拾年要翻，壹千年、贰千年也要翻。”“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在陶的記憶中，從1958年11月第壹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毛澤東壹直在精讀《叁國志》，並反反復復向黨的高級幹部推薦《叁國志》中的曹操。(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版)
其實，上海會議後毛澤東仍說起曹操，在1959年夏天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談到了曹操。這時，郭沫若、翦伯贊等為曹操翻案的戲和文章已發表數月，所以，毛澤東在8月11日嚴厲批判彭德懷及其“俱樂部”的講話中說：“秦始皇不是被罵了2000年嘛，現在又恢復名譽；曹操被罵了1000多年，現在也恢復名譽；紂王被罵了3000年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贰
由於毛澤東再叁再肆提出要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積極響應。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郭沫若的《談蔡文姬的〈胡笳拾八拍〉》壹文，認為：“曹操對於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壹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來所謂‘正統’觀念確定了之後，這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叁國志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叁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壹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壹大歪曲。”
為了消除《叁國演義》的影響，他也想以通俗的戲劇形式為曹翻案。1959年2月初，郭沫若終於寫完了歷史劇《蔡文姬》，於4月中旬在《羊城晚報》連載；幾乎同時，3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壹文。在這些文章和戲劇中，他熱情謳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發了對曹操翻案的熱烈爭論。壹時間，文史學界出現了討論“為曹操翻案”的熱潮，如翦伯贊也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的論文。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長篇文章中，郭沫若對曹操作了系統的辯護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對於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認為“曹操被後人魔鬼化了”，而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產生這種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別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歸之於正統觀念的統治”。他斷言：“羅貫中寫《叁國演義》時，他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叁國人物，在他並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就成了問題，因而《叁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其中心觀點是：“曹操冤枉地做了壹千多年的反面教員，在今天，要替他恢復名譽。”他引用了毛澤東於1957年發表的詞《浪淘沙·北戴河》，因為毛澤東在詞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寫道：“毛主席在寫詞時因種種客觀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東征烏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認為曹操雖然鎮壓了黃巾軍，但卻承繼了黃巾軍的事業，平定烏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戰爭……對曹操的殺人，他也辯解說：“當然曹操是殺過人的，不僅打仗要殺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觸的人他也殺過。大家喜歡指責他殺了孔融(建安柒子中的壹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後人，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張，其實都是相當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說‘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在郭沫若看來，不僅與曹操的法令“相抵觸的人”該殺，而且性情和主張的“乖僻”竟也能成為應當被殺的理由！在文章最後，郭沫若提出不僅要替曹操翻案，還要替殷紂王、秦始皇翻案：“總之，我們今天要從新的觀點來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替曹操翻案；而且還須得替壹切受了委屈的歷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與毛澤東的原話幾乎完全壹樣。此時，郭氏不僅提出要為曹操翻案，還提出要為他在1949年以前作為暴君而進行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義，不言自明。
《蔡文姬》說的是曹操從匈奴贖回蔡文姬的故事，對寫這出歷史劇的目的，郭沫若明確說道：“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認為鎮壓黃巾軍農民起義確是曹操的錯誤，但“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並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而且，對曹操讓其子曹丕稱帝之事，郭沫若也認為：“曹丕稱帝後建元‘黃初’，這當然有伍行說的含義，和譙縣出現過所謂黃龍有關，但和‘黃天當立’不也有壹脈相通的氣息嗎？因此，我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曹操在准備起兵反董卓時曾和工人壹起打刀，郭沫若也贊揚說：“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壹千柒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壹年柒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曹操在劇中被塑造成壹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公無私的人民領袖，國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現出壹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劇中人之口反復頌揚道：“曹丞相愛兵如命，視民如傷。”“丞相去年遠征叁郡烏桓，正是證明‘王者之師，天下無敵’。”“曹丞相的主張是‘天地間，人為貴’。”“如今‘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的時代，已經變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時代。”人們“應該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樂為樂’”。“曹丞相為人是滿好的。別人都說他很厲害，其實他非常平易近人。”“還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從來沒有罵過壹次人，也從來沒有發過壹次脾氣。”劇中還有壹個場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壹邊縫補被面，壹邊對曹操說：“這條被面真是經用呵。算來用了拾年了，補補縫縫，已經打了好幾個大補丁。”曹操說：“補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實，夏天去了棉絮，當被單蓋，剛合適。”卞氏說：“你真會打算。”曹操對曰：“天下人好多都還沒被蓋，有被蓋已經是天大的幸福了。”
1959年正值大辦“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將曹操當年的“屯田”比附稱贊。最初在《羊城晚報》發表的劇本中，還有男女農民齊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團圓了！團圓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壹家人。天下英雄誰最好，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郭沫若：《蔡文姬》，《羊城晚報》1959年4月15日)劇中最後壹幕原有《賀聖朝》壹詩，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萬民樂業呵肆海安康”，“哲人如天呵鳳翥龍翔，天下為公呵重見陶唐”等詞句歌頌曹操。北京人藝的導演在排演過程中，感到《賀聖朝》是以曹操為主，與劇名“蔡文姬”太不相協，與郭沫若商量後經田漢潤色，將其修改為以贊美蔡文姬為主的《重睹芳華》。(歐陽山尊：《從〈賀聖朝〉到〈重睹芳華〉》，《文匯報》1959年5月24日)
郭沫若在發表的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還以壹種奇怪的邏輯“論證”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把這壹運動組織化了。”(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拾八拍〉》，《光明日報》1959年1月25日)有趣的是，此時《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後壹句是眾人齊呼：“祝魏王與王後千秋萬歲，萬歲千秋！”(郭沫若：《蔡文姬》，第60頁)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劇作選》時，以江青為首的“肆人幫”早已被粉碎，郭沫若也將此句改為：“祝魏王與王妃千秋萬歲，萬歲千秋！”“後”改為“妃”，此時這壹字之易，卻也從側面說明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頗堪玩味。
郭沫若寫到，自己幼時發蒙讀過《叁字經》，早就接觸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並沒有想到六拾多年後自己把蔡文姬戲劇化。他承認：“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化了在裡面。”他的《蔡文姬》“有壹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壹定會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可以說，“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郭沫若：〈序〉，《蔡文姬》)或許，的確有種種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現的最重要的經歷和感情，是蔡文姬興奮地對曹操歌功頌德：“我自從回到漢朝，經過長安來到鄴下，壹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興奮。我活了叁拾壹年，這還是第壹次看到的。曹丞相對我的這番心意，我是越來越能領會了。我該做些什麼事情來報答他呢？”同時，為自己壹直沉溺於個人悲歡中向曹操深深地懺悔說：“我只沉淪於自己的悲哀，沒有余暇顧及別人。我真是萬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蔡還感激曹操使自己擺脫了壹己的悲痛，現在“我覺也能睡，飯也能吃了。我完全變成了壹個新人”。這完完全全是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語言。對此，郭沫若仍唯恐讀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單行本序言中，還要借曹操在准備起兵反董卓時曾和工人壹起打刀壹事，對“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敲打壹句：“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壹千柒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壹年柒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這“壹年柒八個月以前”，就是反“右”以前。
郭氏坦承，寫《蔡文姬》的目的就是要為曹操翻案，是為了表現“蔡文姬”們經過壹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為“新人”：“從蔡文姬的壹生可以看出曹操的偉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實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壹個人，而她可以作為壹個典型。”(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拾八拍〉》)
《蔡文姬》上演後，媒體上自然是好評如潮。不過，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回憶說，這出戲先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她當時還不到拾歲，當然無法理解劇情，更無法理解對復雜歷史人物的評價，但她記得：“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壹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壹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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