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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0-10-18 | 來源: 中國青年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從事納米科技研究的劉教授多年前留學日本時，曾有過壹段不適應期。
到學校研究生管理部門辦事，按照國內的慣例，他壹開口就叫對方老師，卻屢屢被同學糾正，“你為什麼要叫他老師呢？他只是做服務的，不是老師，他不會幹擾你的工作，也不會給你布置任務。”
回到國內，劉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記住壹些與“這些服務者”打交道的規則，比如過了下班時間取不了實驗樣品，再著急也只能等到第贰天；財務室每月報賬有固定的日期，排隊的人不少，而過了報銷時間只有自己掏腰包墊上。
更讓他覺得滑稽的是科學家的匯報，比如參與某項基金，每到年終都要匯報，填完了的表也是編的，下壹年該怎麼做還是自己的事，“純粹是形式，但也必須要做，而且這些做完可能壓根兒沒有人看。”
“相對國外來說，國內科學家需要花大量時間做很多無用功。”劉教授回顧歸國幾年的科研道路，發現科研時間爭奪戰中自己屢屢敗北，遺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贏家。
“別人都在跑，我不跑行嗎”
壹步落後就會步步落後，這個評審不想要，下壹個想要的就沒有機會
南京大學文學院王彬彬教授說，現在的規則在於，各個機構來評價壹個成果的時候，曾經爭取過這些東西也是壹個評價指標，這塊蛋糕給不給你，取決於你是否曾經獲得過那塊蛋糕。所以，這些表格，壹個都不能少，少了壹個鏈就斷了。所以大家都要鉚足勁去爭取，有時候就發動很多學生來填表。
由此帶來的惡性循環是，“這次的蛋糕不好吃，我不想要，但下次那個好吃的我也要不到。”
王彬彬教授就知道壹個慘痛的“教訓”——
華中地區壹所著名高校中文系，因為之前對於壹些評選不屑壹顧，結果明明實力在全國高校中有目共睹，卻在打分中被壹家差距不小的高校超越，由此帶來的則是國家撥款等各項資源調配也比這所學校差了，撥款經費、招生就業都因此受到影響。
教授們的課題也只好“兼收並蓄”：壹個項目也許就3萬塊錢，但是項目要結項、中期要填表，壹樣也不能少。因為這些表很重要，它的級別很高。
王彬彬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學成功概率高壹些，壹些名氣稍遜的學校更可憐，填了壹年的表，可能才有壹兩個成功了，“就像打兔子，放了很多槍，可能都沒打中，失敗了只好又到新的地方去守候。”
讓王彬彬教授羨慕的是，壹些人摸透了填表中的“奧妙”，什麼稀奇古怪的表都能填出來，還把表包裝得很漂亮。
南京大學前副校長董健教授還記得1979年自己評教授時的情景。
當時，壹群業內著名的專家打分，董健憑借4篇論文，評上了教授，而另壹個老師拿出的作品是厚厚的4本書，卻沒評上。
“當時看重的是含金量。”董健教授感慨，現在有了新的指揮棒，不可能有這個現象了。
董健教授說，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評教授只要技術性的，不要精神性的：申報10個人，最後給4個名額。核心刊物、出版多少書，都折合成分數，按照排名計算，評委們變成陪襯，行政部門來計算分數就夠了，“這4個人是不是最好的，卻不能保證。”
而今，即使董健教授自己的研究生，也在追求多發論文，早點畢業。-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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