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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09-04 | 來源: 北美中文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俞力工專欄 | 字體: 小 中 大
作者:俞力工
（之壹）有普世價值，無普世路線圖
XX兄提到的問題頗有現實意義，的確值得深思。
問題核心在於：壹個廣泛、普世的理想（如大同世界）是否必須，是否可能提出壹個放諸肆海皆准的“路線圖”？
以《哥達綱領批判》為例，馬克思處身於專制時代，流亡海外、衣食無著，不提出斗爭、革命的主張也是奇蹟。但他逝世後不久，英國軍事官僚退出政治舞台，給民主 議會道路提供了政治條件，這時，恩格斯便認為革命手段有修正的可能。此後，歐洲先進國家也的確走上和平演變道路。該發展說明，具體的“路線圖”往往受時空 條件制約，無論是盲目仿效（革命輸出，或進口革命），或強加推銷（鼓吹顏色革命，或建立阿富汗、伊拉克式的虛假民主廟堂），都不可取。
錢 穆先生曾經點出，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在於缺少歐洲式的政治“大理論”，但是，歷代的政治制度卻往往體現了很先進的做法（大意。記得他舉過許多例子，譬如 漢朝的分權與互相制衡）。除此之外，從商鞅變法的劃時代意義，也可看出中國的政治主張多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絕非泛泛之談。
當 前中國處於拾字路口，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者，解釋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也無法說明中國還剩下什麼社會主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者，面對的問題 是，中國社會缺少社團斗爭的政治文化背景，因此很難建立歐式的階級政黨，也因此談不上階級利益代表間的議事、談判、妥協、共識、合作。主張迎合“顏色革 命”者，包括“普世價值膜拜”者，則必須考慮到狼外婆更關心的可能是削弱、肢解、遏制中國。 我們當前既缺少雄偉的大理論，也缺少壹個明確的路線圖，因而只能隨波逐流。
更加嚴重的是，處於後現代的新新代與新貴，物慾橫流，生活、思想支離破碎，早已成為消費商品的機器，更遑論探討國家、民族前途或世界大同。
最近“國共之爭系不同社會精英做出不同選擇”壹說，引起大家的共鳴。個人壹向主張，中國的前途在於順應中國社會的特點與習慣，選賢與能、精英治國；同時應當設計公平程序，以避免精英之間的斗爭。
（之贰）利比亞事件的法律思考
正是因為缺少制度規范，贰戰結束前諸多國家擬議、正式批准了壹個實施半個多世紀的《聯合國憲章》，並且成為國際關系的基本規范。
1。主權、內政不容幹預；2。禁止動用武力；3。惟有在“自衛”、“安理會授權”、“對敵國的敵對行動進行軍事幹預”（當時是指德、日）這叁條件下才允許動用武力。這些都是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則。
冷戰結束後美國推動“人道主義幹預”（近代史上壹向是侵略的借口，也是《憲章》刻意規定主權不容幹預的原因）、“聯合國無關緊要”、“國際保護責任”，其意圖不是改善、修正《憲章》的缺失，而是回避任何約束，或濫用安理會的授權。
無論《憲章》或諸多戰爭法、公約、判例都明文規定“內戰期間第叁國維持中立，禁止對任何爭議、交戰方提供武器與軍事援助”。
另外，根據國際共識與慣例，每當壹個新政府產生，國際社會為避免“幹涉內政嫌疑”，不得過於急切承認新政府；同時，不得承認受外界力量扶持的新政府（必然是傀儡）。大家只消看看自南斯拉夫動亂以來的所有事件，就知道國際法已蕩然無存。這正是合眾國取代聯合國的結果。
（之叁）提供武器給叛亂團體符合國際法嗎？
《聯合國憲章》擬定時經過長期仔細推敲、千錘百煉，是件內容嚴謹、環環相扣的國際文書。禁止濫用武力，禁止武力威脅，禁止幹預內政等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如果 允許第叁國向反叛團體提供武器，“不幹涉內政”的規定便失去意義；而且實際上，國際法院也多次做過判決，裁定第叁國無論在申訴國的國內或國外以軍事行動 （武裝、培訓）支持反叛軍，均構成侵略行為。
《聯合國憲章》的主要缺失在於兩方面，壹是對暴政（獨裁不壹定是濫殺平民的暴政）沒有對應機制（因為涉及內政）；贰是壹旦安理會對侵略國做出集體制裁決定，如 何組成軍事制裁團體沒有具體規劃（原因是早期美蘇間達不成協議）。但是，冷戰結束後將《憲章》加以修改和完善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遺憾的是，美國背道而 馳，采取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做法，將現行國際法體系破壞得體無完膚。
此外，第叁國壹旦承認某個政治實體為中央政府，便不得挑戰其管轄權。如果該國發生內戰，即便第叁國承認叛亂集團為交戰團體，也應當保持中立地位，不得對叛亂 團體提供軍事援助。壹旦內戰結束，某叛亂團體取得實際有效統治地位並受到第叁國承認為中央政府，當然，此後對該中央政府的軍援及軍售便屬正常的外交與貿易 關系。
（之肆）評利比亞問題引發的“民主論”與“利益論”
中國近來出現不少批評政府不積極配合拾國聯軍軍事行動的議論。照其邏輯，為爭取“原始股”，中國的對外政策最好是效仿法國，壹馬當先滅了敘利亞與伊朗。當中國自身難保之際，某些人也會率先裡應外合，把中國切割為7大塊，從中牟取犒賞與暴利。
如此赤裸裸的越過法律、道德底線的議論，特征是敢於說出強盜羞於啟口的話。這在中國並不少見，也是國家真正的危機所在。
就利比亞問題，除了“利益論”之外，還有“民主論”。“民主論”者避而不談的是：伊拉克非但毫無民主可言，甚至讓“管理當局”設計為弱勢政府，壹國叁分（庫德、遜尼、什葉）；除了供油功能之外，毫無國際地位、發展前途可言。
至於利比亞，其未來命運即便是徹底“伊拉克化”，卻讓國際媒體結構性排除於大家的視角之外；這也巧好給“民主派”提供了高來高去，盡情發揮的“理論基礎”。
這次北約組織以“保護平民”為由，進行長達5個 月的狂轟濫炸。實際情況卻是掩護反叛軍、殺害政府軍士兵與百姓和更替政權。該行動的最大的贏家當然是侵略國的石油公司與軍火公司，而輸家除了利比亞人民、 西方的納稅者之外，就屬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這幾個對侵略行動不表贊同，又恰好屬於全球經濟壹片蕭條中的少數新興“金磚國家”。由此觀之，美 國壹石數鳥的戰略部署是再也清楚不過。有些國人主張“支持侵略國的軍事行動”，就像是卡達非主動向反叛軍提供彈藥，滑稽得令人噴飯！
（之伍）中國的真正可怕之處在哪兒？
劉亞洲中將系劉建德將軍之子，李先念的女婿，現職為國防大學政委，據說屬太子黨壹員。他對美國的態度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很有代表性，甚至可能是主流。壹旦兩國間起沖突，後果不言而喻。
歷史上多少人死於美國當局之手暫且不談，劉文提及的“第叁件事”非常有趣，即：“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墜毀的那架767客 機，本來是要撞向白宮的。後來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飛機墜毀。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世貿大樓、伍角大樓被撞的消息，他們決定，不能無所作為，要和 恐怖分子進行殊死斗爭。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做了壹件事：決定投票通過，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爭。在這麼壹個生死攸關的時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強 加給別人。後來全體同意，才去與劫機者搏斗。什麼叫民主，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血液裡、骨髓中。”
911事件10周年紀念日在即，劉的議論不由引起我的好奇與疑問：
1，機上乘客是如何獲知前兩架飛機出事？據專家調查，2001年手機還無法與地面通話。
2，即便乘客獲知前兩架飛機撞毀了雙子座大樓，除了搏斗還有什麼其他出路？
3，在恐怖分子持械劫機的情況下，乘客如何投票決定是否進行搏斗？
4，劉亞洲怎麼能夠知道表決後全體同意？如何知道飛機墜毀不是由於導彈擊落，而是搏斗的結果？
5，果真部分乘客進行了商議、做了搏斗決定，不過是審時度勢的無奈選擇，與民主有何關系？
如此者般，就因為崇美，壹個神話故事便無邊地編織出來。國防機構政委若是盡皆如此，國家非亡不可。
（之六）從利比亞事件對理想主義的思考
對理想主義，我的理解是：古希臘時代的理想主義建立在奴隸制度的根基上；啟蒙時代以來，理想主義則以殖民地的奴隸與資源為滋養；壹戰結束前後萌生的左傾理 想主義，則是受到失意猶太人的蠱惑（Rothschild之流決不會動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的腦筋），而且無論是世界大戰或冷戰，實際上還是壹場場爭奪霸權 的較量。我們這壹代，所謂的“68代”，即屬受理想主義蠱惑最嚴重的壹代。
在我們不久前的童年時期，大家成天接觸的電影還盡是“如何將美國紅蕃趕盡殺絕的英勇掃蕩”，“泰山又如何在壹聲號令之下，動員非洲的野獸對抗野蠻黑人”。 只要看看當前又有多少電子游戲把伊斯蘭教徒（背景多是清真寺）當作反恐戰爭的射殺目標，以及這些“游戲”又是如何在現實戰爭中加以靈活運用，就該知道我們 的理想主義早該隨著巴爾幹的槍聲破滅。
後冷戰時期揚棄了壹切虛假理想主義，重現了人類社會常態，因此最好是不抱幻想，集中關注於如何自救。 利比亞的處境雖遠不比中國，但是，未雨綢繆，有些問題還是值得大家深思：
1， 利比亞戰爭既然是場大衛與巨人間的不對等戰爭，卡達非的頑抗究竟有何意義？他的行動該褒還是貶？如果放棄抗拒，什麼時候該做此選擇？
2， 安理會1973號決議給北約組織的軍事行動開了綠燈。以中國的處境考量，是否做了正確的決定？加促西方“大中東戰略計劃”的完成，對中國有何好處？
3，如果今後某日西方箭頭直指中國（譬如，集體妖魔化，撤走資金，斷絕包括石油的壹切貿易，甚至封鎖海外中國公、私存款，賴債、支援反對派等等），中國又該如 何自處？我們的核子武器該對誰使用？是降服還是對抗？海內外同胞會有多少人選擇對抗？我們保釣人士會有多少人在支持國家與政府之間舉棋不定？
2011年8/9月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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