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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2-02-22 | 來源: 人民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 中 大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歷地震災害的唐山，在壹頂小帳蓬裡，筆者正奉ッ協助詩人田間起草壹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拾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裡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裡被造反派監管在壹間房子裡。有天早晨，遠千裡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壹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裡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裡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只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裡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壹個評價“這是壹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是壹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裡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只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壹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吊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裡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壹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壹位釣魚歸來正在閒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吊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裡……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著黑沉沉的湖水，腦子裡卻想起多次聽昆明人說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國民黨反動派對徒手學生制造“壹贰·壹”慘案，當時李廣田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與著名的進步教授李公樸、聞壹多、吳晗等壹起，置生命安危於不顧，走在游行隊伍的前頭，高喊“血債要用血來還”、“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等口號。又與李公樸、聞壹多、吳晗等壹起，被特務列入准備暗殺的黑名單；我還想起他曾懷著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國之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壹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壹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當年國民黨反動派沒能殺死李廣田先生，而如今，他卻面對壹伙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下，就革起不該被革的人的命來，瘋狂地喊著“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斗之風。壹時間，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先生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蔑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壹段文字：“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壹的話，那麼百分之九拾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叁家村壹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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