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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2-03-29 | 來源: 中國新聞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曾有個急於致富的美國青年在壹次聚會上，偶遇了美國最著名的投資家、億萬富翁巴菲特。年輕人壹看機不可失，就斗膽上前求教：“巴菲特先生，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在美國入哪壹行賺錢最多最快呢？”巴菲特笑笑說：“很多聰明的年輕人都問我這個問題，我只能壹只手捏著鼻子，另壹只手指向華爾街。”
巴菲特雖然不喜歡華爾街的“銅臭味”，但他不得不承認，進入華爾街是實現發財夢的最佳途徑之壹。盡管眼下經濟危機還在繼續，浩浩蕩蕩的占領運動也曾席卷全球，但紐約曼哈頓島南端的這條小街道，仍然像個大的磁場，不斷吸引著全世界的精英前去壹試身手，其中自然不乏華人追夢者。
華爾街人吃的是青春飯
華爾街控制著世界上至少過半的金錢，它所導演的悲劇、喜劇、丑劇和鬧劇，既與國際風雲相連，也與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
金融危機下的大規模裁員，加上美國金融監管的壓力不斷加大，實際上美國銀行的成本壓力非常高，尤其是如今全球的監管機構要求資本充足水平要提高，包括像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等，它們最高的資本附加費用大概要提高到2.5%。這使他們不得不從多方面縮減成本，保住利潤，縮減薪酬。
以上這些信息不禁讓人們心生疑問：熊市當道，華爾街是否風光不再？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盡管總體薪酬水平可能會下滑，但華爾街金融業者的薪酬仍令多數普通員工望塵莫及。華爾街員工壹年能賺取10萬到100萬美元不等的基本工資，而且他們的多數薪酬將來自年末的壹次性獎金。
華人聰明、數學成績好，很容易在華爾街找到機會。在華爾街從事金融的華人可用成千上萬來形容，有的人甚至在肆大證券公司裡位居高位，掌管著上百億美元的資金。但從整體上來看，目前絕大多數華人還是從事金融分析、資料統計、評估等“定量分析”工作，他們的角色多是配角，只是提供咨詢報告，能真正進入決策層的實屬鳳毛麟角。
郭傑剛到紐約時只是租了個小小的公寓。有多小？相當於上海的老式壹室戶。那時候，家裡只有壹桌壹椅和壹部電腦。因為買不起床，他晚上就睡地板，平時惟壹的消遣就是去健身房練舉重。2007年進入華爾街的壹家證券公司工作，在2008年的裁員潮中保住了飯碗，現在的他已住進曼哈頓豪華公寓，在歐洲訂做了成套的家具，而且銀行賬戶裡也多了700萬美元的存款，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質量卻不如從前。
“我每天最多睡4個小時，床再高級也沒用，平時根本沒有健身的時間。”郭傑回憶道，工作最瘋狂的時候，有整整兩年，他周壹到周伍在公司作股票交易，周伍晚上坐飛機去拉斯維加斯，在賭場裡連賭48小時，周日再坐夜間航班回紐約，下飛機後直奔辦公室，開始又壹周緊張的工作。“當時處在壹種極度興奮的狀態中，金錢的冒險成了壹種戒不掉的毒癮。現在回憶起來，完全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巨大的壓力是華爾街人幹活不要命的壹個原因。他們中多數人都是抱著“幹20年賺夠壹輩子的錢，然後離開逍遙”的想法，其實這樣的想法並不是出於對自己意志的鼓勵，而是源於華爾街比任何地方都懂得優勝劣汰的法則。
“走進華爾街的任何壹家公司，你都看不到50歲以上的人。”郭傑說：“華爾街人吃的是青春飯，這裡的工作人員都是25到40歲的生力軍。”華爾街的工作實在是“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幹到40歲的時候，多數人就已經燈枯油盡，無以為繼了。
華人精英喜歡單幹
在匯聚世界精英的華爾街流傳這樣壹種說法：壹個印度人做了頭兒，第贰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壹個中國人當了頭兒，第贰年他周圍就剩他自己了。
自2000年以來，印度已經成為美國信息技術業最大的承包國。華爾街各大公司將大量的職位遷移到了印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特別是在過去的兩叁年間，這種趨勢更是愈演愈烈，勢不可擋。
印度人能立足於華爾街的壹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這種團隊精神特別體現在善於利用傳、幫、帶上面，說得誇張壹點兒，真有些兵團作戰的感覺。
據華人李汶觀察，在美國的印度技術人員，通常是壹個業務高手先把活兒承攬下來，然後再招聘兩個新手；高手分配活計給新手做，新手壹兩年後出頭，然後出去再帶新人，逐漸把其他族裔的員工排擠出這個行業。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技術員工，他們的眼睛還會緊緊地盯住管理階層。壹旦當上經理，他們就有雇人的權力，這樣用不了多久，他的下級便全是印度人了。現在，華爾街的每個房間裡幾乎都看得見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裡居然開始提供印度餐。難怪華爾街會流傳本段開頭這樣說法。
印度人崇尚“團隊合作”，中國人則偏愛“單打獨斗”。
華裔李汶幾年前到美洲銀行上班之前，花旗銀行證券部剛好也要招人，安排她去面談的獵頭是個韓裔美國人。他興致勃勃地介紹道：“你要去的那個組，頭兒也是中國人，博士，水平相當高。加上你們背景相似，都是從中國來的，你的資歷也符合他們的標准……”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實力到位，中國人總會幫中國人的，他這筆生意是穩拿了。
“帶著他的鼓勵，我信心滿滿地踏進了花旗銀行的大門。第壹輪和我面談的是3位銀行的組員，其中還有壹個中國人，都對我印象不錯。這下獵頭興致更高了，立刻安排我去見那位博士組長。 ”李汶說。
第贰次去花旗時，李汶早到了15分鍾，在會客室坐得有些不耐煩，便伸出頭肆下張望，剛好發現那位華人博士組長過來沖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文同種，她趕忙跨上壹步想同他套近乎。不料對方看到我就像見了鬼似的，立刻慌裡慌張地躲開了。“莫名其妙。”李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那天晚上我壹直等著獵頭的消息，然而電話卻沒有如期而至。次日中午手機終於響了，只聽獵頭氣惱地說道：‘我真搞不懂你們中國人，簡直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適合那個位置，博士偏說不合適。我逼問了半天，竟然是因為顧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壹位中國人，有抱團兒的嫌疑。你說這算什麼理由？’”對於這樣的結果，李汶覺得很無奈。
高端人才不回國 回國的遭遇“水土不服”
留守還是回國？這是從2008年開始就圍繞著華爾街華人精英的話題。
記者發現，真正付諸行動，從華爾街回歸的華人金融業者中，多數是被裁員的中低端階層人群，高管們壹般都不愁生計。
精英們留守的原因很多：如有積蓄，國內薪酬較低以及目前中國就業形勢不樂觀等。然而想不到的是，精英們竟然把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子問題也作為原因。
在華爾街，收入最高的是投行董事總經理，稅前收入大概壹年50萬美元，前兩年行情好，加上獎金和年底分紅，這些高端人才年收入會在1000萬美元左右。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高盛每名員工平均年收入達62.2萬美元。華爾街壹般交易員、客戶經理收入都不菲。
當然，嚷嚷著買不起房而不願回國的恐怕只是放煙霧彈，“水土不服”才是他們心裡真正擔憂的。
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與金融機構已經把對華爾街人才的抄底付諸行動。上海政府曾帶隊壹個金融招聘團前往紐約、芝加哥和倫敦，從歐美運回來的簡歷重達300多斤。招聘團，海通證券、東方證券、國泰君安證券和申銀萬國證券都位列其中，意在招攬首席經濟學家、風險管理專家、合規管理專家、股權投資總監等崗位的人才，其中最高年薪開到了120萬元人民幣。
世界經濟人網站援引專家的分析稱，現在中國各大金融機構花大價錢拋出橄欖枝的目的就是作好這方面的人才儲備，看好他們在華爾街的相關實戰經驗，提早讓他們回去幫助共同研究中國的衍生品市場發展。
壹些常年在華爾街“征戰”的中國人，有些時候思維和做事方式已經不再那麼“中國”。他們回中國後如何與現有的市場環境及制度很好地融合又是壹個新的挑戰。無論是HR還是企業，似乎都應該給予更多耐心。
壹位歸國人員說：“中國與華爾街最大的不同是‘專家意見太強’，雖然專家有很深的理論研究，但他們離實踐很遠。在美國，專家就是做研究的，而操盤手不壹定有多麼高深的理論。我希望能做操盤手的工作，而不是整天搞理論研究。”
李峻是密歇根理工大學的計算機碩士。他在硅谷只工作了兩年就趕上互聯網泡沫(所以，這是壹個接連撞上兩次大危機的人)，決定改行，於是2003年去卡耐基梅隆大學讀MBA。李的華爾街生涯始於2005年9月，德意志銀行的衍生品風險管理部門。作為壹個在中台分析和管理產品風險的新人，他在德銀的收入底薪約在10萬美元左右，並在年底另獲得相當於底薪60%-70%的分紅。
2008年年末，李峻在全美華人金融協會年會遇到自己在香港的大學同學。“我本想在華爾街多幹兩年，累積些經驗。但他們告訴我沒必要在這兒留著。”看到幾個同學的狀態都還不錯，李偉龍堅定了回國決心。
但在回國的半年多裡，李峻們已經發現了水土不服的尷尬：中國本土的金融業雖然前景光明，但目前仍處於原生品主導階段，他們所掌握的更超前的金融衍生品經驗全無發揮空間，外語技能也不太有應用余地。之後他進入海融投資做投資總監。“本來覺得應該沒有什麼不能適應的，但我錯了。”進入海融投資後，他所擅長的固定收益具體債券化產品學識和英文都派不上用場。他的職責變成更基本的盡職調查、撰寫報告以及陪著合伙人去走訪公司。去拜訪壹些本地企業時，他需要乘坐公交車前往。如果下班忘記關燈，還會受到老板責備。“在華爾街，燈都是智能的。”李承認，中式的管理方式讓他感到不適。只在海融投資呆了5個月，李選擇了離開。“之後可能還是會回美國吧。”-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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