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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2-12-14 | 來源: 央視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王立軍事件 | 字體: 小 中 大
最嚴重的強化，當數“打黑”。
據壹位接近王立軍的人士透露，王立軍初到重慶時曾說：人這壹輩子做不了多少事，把壹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壹家，中外如此，古今壹樣。我在重慶就是做壹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開。這位人士評價說，“這些話讓人耳目壹新，因為我們在官場不這樣講話的。”
但事情的發展似乎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2009年6月，在王立軍的主持下，重慶開始進行“打黑除惡”專項治理運動。有媒體報道，王立軍曾在動員大會上說，要以排山倒海之勢，掀起壹場風暴，並希望能在“打黑”中聽到槍聲。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長時間地奪取了全國的關注。
據《重慶日報》2012年2月9日報道：截至目前，公安機關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伙500余個，抓獲涉案人員5700余人，切斷非法放水資金700億元;檢察機關提起公訴398件2600余人;法院壹審判決266件2000余人……壹批重大黑惡犯罪團伙被摧毀，並依法查處了文強、彭長健、劉信勇、趙文銳等77 名黑惡勢力“保護傘”……
數字歷來是成就的證明。然而，媒體報道的數字卻與官方結論相差甚遠。
據 2010年4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重慶“涉黑”案件審判》白皮書顯示，自重慶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訴涉黑涉惡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辦專項斗爭中暴露出來的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等職務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護傘”50人。
兩組數字發布時間相差兩年，但事實上，2010年7月，重慶市司法局前局長文強因犯多項罪名被執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慶打黑運動結束的標志。
媒體沒有理由自行虛構數據，報道與白皮書所統計數據相差之遠，或許正是印證了此前許多人的擔憂——重慶之“打黑”，有“擴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種種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許多最終並沒有出現在法庭上。
長期關注重慶打黑的華東政法大學憲 法學教授童之偉於今年2月公開了他撰寫的《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在《報告》中，他將重慶“打黑”總結為：已從“治安型打黑”蛻變為“社會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檢察機關合法正常地行使偵辦黑社會性質犯罪的職權，往往深得人心;後者則是公權力組織以打黑為契機、以公安等強力部門對刑法相關條款的濫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質。
他說，中國刑法有400多個罪名，而重慶總是運用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這壹罪名。“這個概念很模糊，很容易株連，以此進行社會管理，會造成社會心理上的威懾。”
事實上，在王立軍的壹路升遷中，“打黑”成就壹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碼。
1994年，時任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的王立軍指揮了著名的“9·19”掃黑行動，鐵嶺市以楊俊富、張洪俊、肖建軍、何晶為首的肆大流氓惡勢力團伙被壹網打盡，他聲名鵲起，第贰年便被評為“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范”。
但王立軍“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栗。開原公安局原局長王子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楊俊富等人被抓起來後，王立軍就提出要求，必須槍斃。
“當時，改賬這些都算涉黑。這些人又沒有人命，也沒有搶劫。”據王子湘回憶，涉及到男女關系問題，就讓女方供述為強奸，否則就將其勞教。此外，多位當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打黑期間，王立軍有壹個“小黑屋”，用來關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壹般人進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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