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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04-07 | 來源: 萬維讀者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萬維讀者網記者上官天乙綜合報道:2004年7月,家境貧寒的溫州男子朱景從家裡出發,遠離家門闖蕩自己的事業。因為連連虧本,朱景9年來風餐露宿乞討流浪,甚至染上了嚴重的肺結核。今年3月27日,朱景回到家鄉,哥哥朱忠告訴失蹤9年的弟弟,因前幾年城中村開發,他已獲得700余萬元的土地補償金。
事情的轉折點在今年2月5日。信息日報報道說,當時蓬頭垢面的朱景走進萍鄉市救助站的大廳,想在這裡休息壹下。工作人員發現他滿臉病容,聲音很微弱,胸前起伏不停地喘著氣,連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都說不清楚,便將他緊急送往該市贰醫院接受救治。
萍鄉救助站還與溫州市平陽縣救助站取得聯系,最終找到了朱景的哥哥朱忠。經50天的治療後,朱景的病情得到控制。今年3月27日,萍鄉救助站的工作人員接朱景出院並護送其回家。
朱忠告訴告訴失蹤9年的弟弟,幾年前,因為家鄉搞城中村開發,朱景名下的土地獲得了700多萬元的補償。他知道弟弟性格好強,生意失敗礙於面子不願回家,所以,盡管9年來壹直沒有音訊,但他還是特意為弟弟買了壹套商品房,還給弟弟繳納了養老保險。
由於朱景壹直沒有音訊,早在幾年前,妻子已與他公告離婚,目前朱景的兒子在當地壹所高中讀書。
雖然相隔9年,很多事都記不清,但弟弟剛離家不久後兩次打電話回家要錢的事,朱忠還記得非常清楚。朱忠向萍鄉救助站的工作人員介紹,弟弟是2004年7月離家的,當時家裡很窮,弟弟為了賺錢,堅持要出遠門做生意。弟弟出門半年後,也就是2004年底,他打電話給哥哥說,生意虧本了,向哥哥借5000元錢。朱忠贰話沒說,立即將5000元打到了弟弟的銀行卡上。過了不久,當時還未離婚的妻子也接到朱景要錢的電話,妻子也給丈夫匯去了10000元。此後,朱景便沒了音訊,如同在人間蒸發了似的。 (景流落武漢時的照片。記者翻拍)
記者查看全國救助網發現,2013年元月21日,朱景獲得河南洛陽救助站救助,元月23日,朱景獲得湖北武漢救助站救助,元月25日,朱景獲得湖南長沙救助站救助,2月5日,病情嚴重的朱景來到江西萍鄉救助站求助。
同樣因為拆遷,北京大望京村村民也是壹夜暴富。新京報說,位於北京東北伍環處的大望京村,是北京城鄉壹體化改革的急先鋒。
北京采取了“2+50”模式,即大望京村和北塢村兩個改革試點後跟進50個重點村改革。大望京拆遷模式即:村集體建設用地轉為國有建設用地,放到朝陽區土地儲備中心籌措資金,負擔拆遷騰退等征地全部資金;再利用壹級開發到贰級開發的差價,解決村民社保、就業安置等問題。
這壹創造,短時間內使大望京村籌得43億資金,村民得到較高補償。王嘉生記得清楚,拆遷公告是2009年2月25日貼出來的,他和1692戶鄉親們的生活,從這壹天起改變。
公告發布前,大望京村拆遷模式已基本成熟。崔各莊鄉政府工作人員說,村集體建設用地轉為國有建設用地,放到朝陽區土地儲備中心籌措資金,負擔拆遷騰退等征地全部資金;再利用壹級開發到贰級開發的差價,解決村民社保、就業安置等問題。
事實證明,這壹思路短期內為大望京村籌到了43億元資金。
到2009年5月,騰退補償安置方案出台,村民開始盤算,是要房,還是要錢?大望京的村民,多數跟王嘉生壹樣,因拆遷成為百萬富翁。 (玉泉山下的北塢村舊址。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王嘉生的院子在村裡只是中等規模。如果要錢補償款400多萬;如果要房,按“每人限購50平方米,4500元/平方米”計算,他壹家八口能得到5套房,另加近百萬補償。提前搬遷還有配合費。
王嘉生說,雖然沒了土地,可有工作、社保、股權;定向安置房像社區壹樣。“錢放手裡會貶值,所以要房!”
大望京村裡,選擇“要房”的居民占比51%。
2009年,大望京村民28天內搬得幹幹淨淨,沒人當釘子戶,沒人上訪。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說,這是整村農民動遷史上的“奇跡”。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北京以大望京為試點推行的“2+50”城鄉壹體化,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壹個縮影。發達國家也經歷過相同過程,其中不乏失敗者,貧民窟現象就是實證。
在其他地區頻發暴力拆遷事件時,大望京以及50個重點村實現了和諧拆遷,且讓失地農民有住房、有工作、有社保,無異於開了個好頭。
在北京城鄉壹體化的過程中,涉及到的鄉村均采用了“資產變股權”的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讓村民當上了股東。讓農民後續生活有保障。
“天上掉下的餡餅”砸出不小的社會問題
在中國城市擴張與變遷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壹幕幕悲喜劇。隨著國家征地補償政策的逐步完善,出現壹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急劇增加的財富在提升他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給他們的家庭與人生帶來種種意想不到的危機。
2012年5月,杭州江幹區九堡法庭審理的壹起債務糾紛的案子吸引了來自九堡、下沙的各社區(村)的人民調解員(治保主任)。
今日早報報道說,案子的主人公周虹幾年前還只是個普通的村婦,2003年,村裡拆遷,她家分得近百萬的拆遷補償款和幾套大房子,讓她壹夜成了富婆。
然而,在壹年多的時間裡,她去澳門40多次,輸光百萬家產,更是欠下100多萬的外債,不得不離家躲債。這次,連她老公也吃上官司,被債主告上法庭。
庭審結束後,法院專門組織壹場座談會,談的就是關於拆遷戶壹夜暴富後返貧的問題。俞德坤是九堡綜治辦專職副主任,親自到九堡法庭旁聽。他透露九堡轄區拆遷戶壹夜暴富後返貧者(意為窮光蛋或流離失所者)高達10%,這壹數據也得到下沙很多社區調解員(治保主任)的認可。
曾擔任過10年的司法所長、調解主任並入選2010年杭州市“拾大金牌和事佬”的俞德坤在日常調解中經常碰到此類案子,處理起來拾分棘手。
九堡蠶桑社區的治保主任舉例說,社區內有壹拆遷戶,也是妻子在外賭博輸了肆伍百萬,欠債後被人告到法院,到最後,家裡甚至連安置房都被法院查封。
賭博、吸毒亂揮霍和盲目借錢給他人,是拆遷戶壹夜暴富後返貧的主要原因,俞德坤表示,轄區出現過部分拆遷戶拿到拆遷款之後胡亂揮霍,到最後連安置房款都付不出,流離失所造成社會問題。
九堡法庭沈澄庭長表示,周虹案件在下沙及九堡比較突出,壹是隨著杭州市東部大發展的戰略,九堡、下沙成為拆遷的重要地區,當地人分得拆遷款及安置房,生活條件明顯提高;贰是杭州到港澳旅游很便捷,而這些暴富的家庭婦女去得異常頻繁,加上無固定職業,且大多都是相識的,圈子相對固定並逐步擴大;叁是民間借貸缺乏規范和管理,在浙江民間資本較為充分、活躍,缺乏有效的投資引導和規范。 (2012年6月5日,大望京居民回遷地京旺家園。新京報記者李飛攝)
城郊接合部農民拆遷壹夜暴富後返貧現象,也引起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研究員楊建華的關注。楊建華分析,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城市化快速推進,象九堡和下沙這些城郊原屬農村地區撤村建居,村民是被動地城市化,他們壹時無法適應身份的瞬間轉變。
楊建華認為,拆遷戶中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較低,面對突然暴富後並沒有規劃,除了巨額的拆遷補償之外,拆遷戶通過出租多余的房產加上村裡的分紅,就可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也間接影響到他們的金錢觀念。這還影響到“拆遷戶贰代”,有調查曾顯示很多“拆遷戶贰代”接受問卷調查時,在職業選擇上都是“無業”,而父母職業“打麻將”,雖然調查結果看起來有些荒唐,但在壹定程度上反映拆遷戶們暴富後的生活狀態——精神極度空虛。這些尚未做好准備的村民壹夜暴富,如果沒有相關部門及時對他們加以引導,他們面對“天上掉下的餡餅”就很難做到合理消費、理性理財,這也就給了賭博團伙、放高利貸者可趁之機。
“拆遷暴富所引發的眾生相,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著名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如是說。
據時代周報記者調查,在因拆遷補償致富的人們當中,有不少人的心態發生巨大變化,斗富、揮霍的現象比比皆是,短短幾年內揮霍掉巨額財富後,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貧”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失地農民壹旦因為揮霍拆遷款返貧,所誘發的種種問題最終都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並催生新的糾紛和矛盾,此為“拆遷暴富魔咒”。
家住上海浦東新區上南路楊新路的聶梓明,同樣由於拆遷壹夜之間邁進富人的行列。讓聶梓明得以快速致富的原因是2010年的世博會。
“我們原來住的地方離世博會後來的A片區,也就是中國國家館所在的地方很近。按照規劃必須拆遷,按照政策,我們壹家分到了幾套安置房。”聶梓明說。隨後,聶將其中幾套變賣出去,壹下子就獲得了幾百萬元的收益。
“隨著各地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接合部地區大量村莊迅速成為高樓林立的都市,而位於遠郊區縣的產業園也不斷發展壯大,村莊成為了工業園區,不斷刷新著經濟前進的速度。大量農民,從世代居住的農家院搬進樓房,而且手裡多出壹大筆可觀的拆遷補償款。”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指出。 (溫州軌道交通與城市發展2013年版)
事實上,不僅僅是杭州、上海,在北京和廣州、深圳、鄭州、武漢、哈爾濱等城市,同樣出現大量因拆遷補償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廣州市天河區新塘城中村整體改造,涉及面積78萬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億元,由政府保底。拆遷過後,戶戶村民都將成為“百萬富翁”,最多壹戶所得補償估價逾5000萬元。
同年9月,位於深圳核心CBD的崗廈河園片區改造項目拆遷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計時。據媒體披露,當時簽訂拆遷協議的原住民,有很多搖身壹變成為千萬富翁。
更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為北京城鄉壹體化的試點地,大望京村拆遷補償總額達50億元。現在,大望京村幾乎家家都買房買車,甚至有人用寶馬當黑車去拉客。
吸毒、酗酒、賭博、放高利貸,成為部分因拆遷致富的人們最為熱衷的消遣與投資方式。
面對拆遷帶來的巨額利益,還出現了“閃婚”“閃離”“閃孕”等怪象。村民向時代周報記者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贅,離婚後回到村裡,分走錢,立即復婚;還有的人正好相反,拆遷前結婚,拆遷後又立即離婚。
上海的聶梓明,對拆遷暴富給家庭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深有體會。2009年,當聶梓明分到幾套拆遷房後,之前嫌他沒能力的前妻和他打起了官司,要求分享壹半財產;而他自己也娶了壹個年輕漂亮的妻子。
尤其令聶鬧心的是,兒子也因為不出去工作和朋友壹塊吃吃喝喝,最終染上毒癮犯了事被關進監獄。“不過,現在的老婆又給我生了壹個小兒子。”聶梓明說。
除了看不見的誘惑與歧途,這些富裕的人們還面臨著壹些垂涎欲滴地盯著他們財富的不懷好意者。在杭州采訪期間,不少村民告訴記者,有些人盯上了他們這些拆遷富起來的人。“他們拉我們進壹些情色場所,或者是下套子引我們進入博彩業。”
幾百萬元的拆遷款再加上幾套回遷房,靠房租、靠村集體經濟分紅,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壹來,人們的就業心態發生變化也在所難免。拆遷農民中,許多人寧願失業也不願當保安、保潔員。“難道開著好車掃大街去?丟不起這人!”有村民這樣說。
“由於這筆財富並非由自身的知識、技能與智慧所創造,因此,他們面對財富,狂喜也許多過理智,揮霍濫用多過合理規劃。知識、能力與眼界的局限,也決定了他們面對巨額財富與未來生活時,缺乏科學與理性的規劃,‘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性弱點難免展現,自願或不自願地迷失在奢華揮霍的生活中,甚至比富斗狠、家庭破裂……這些,是在財富之外,他們內心難以適應的劇變。”知名時事評論員李妍如此評論那些被財富這把“雙刃劍”刺傷的人們。
“拆遷農民問題頻出的背後,是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受到沖擊甚至被顛覆,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亟待重建過程中出現的陣痛。”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指出。
事實上,在財富面前,因拆遷致富的人們“把持”不住,不僅僅與他們自身的素質有關,也同整個社會現狀尤其是有關部門未能及時引導有關。
用拆遷人口管理的制度化破解“拆遷暴富魔咒”
2012年2月2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中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報》指出,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比例達到51.27%,城鎮人口達到6.9億。
3月,社科院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要實現75%城市化目標應該在2040年左右,也就是說還需要30年。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意味著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1個百分點,也即每年將有1400萬人口要轉移到城市。
這意味著,獲得拆遷補償而暴富的現象,在相當長壹段時間內,會在全國各地陸續上演。而近年來各地房價的迅猛上漲,無疑又為拆遷獲得高補償推波助瀾。
“支付補償款征地,是讓農民交出世代擁有土地的權利,壹旦拆遷農民因揮霍征地補償款而返貧,許多問題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說。
如果沒能較好地處理這些問題,就會形成“拆遷暴富魔咒”。近年來,在全國不少地方出現因為“拆遷返貧”影響社會發展的案例。破除“拆遷暴富魔咒”的關鍵在於,要把拆遷農民的短期富裕變成長期收益,讓他們不是“富裕壹陣子”而是“幸福壹輩子”。
正是如此,不少專家大聲疾忽:拆遷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設迫在眉睫。
“這種制度,既要涵蓋他們的精神生活,也要涵蓋他們的物質生活。既要幫助他們轉變思想、提高綜合素質,也要關心他們的就業狀況、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同時,這種制度還要幫助拆遷農民完成從農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中國社會學學會理事、湖南省社會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方向新指出。
“被拆遷戶們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實際上是壹種被動城市化的過程,缺乏足夠的時間過渡和適應階段,並且因為他們自身素質局限,由此引發的心理問題更不容小覷。在對被拆遷戶們進行各式補償的同時,應將精神補償作為重要的配套內容。”方向新說。
在方向新看來,單純的貨幣補償模式同樣需要改變。“單純的貨幣補償模式很難讓被拆遷戶們合理利用。貨幣利用得好可升值,反之就會貶值。如以實物或者實體代替貨幣補償政策,讓拆遷戶想揮霍也揮霍不了,並有壹定的增值空間,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
“征地拆遷不是與農民做‘壹錘子買賣’,而是要保障好農民的長遠生存權、發展權。通過制度設計,讓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農民。”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教授說。
在王教授看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征地拆遷不可避免,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制定合理的補償機制,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促進失地農民生產性就業。充分尊重農民意願,讓農民平等地參與到農村土地市場的開發中來。“此外,政府應加大對失地農民的職業培訓,確保失地農民有壹技之長,這樣他們才可能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事實上,如何幫助農民打理好手中的錢財,不但是農民的強烈願望,也是政府部門責無旁貸的義務和金融機構開拓經營空間的當務之急。“由於農民缺乏理財意識、知識,有關方面在引導農民理財、開發農村理財產品時,要從實際出發,‘重農’,‘親農’。”方向新補充說。-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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