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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6-09-27 | 來源: 北美中文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俞力工專欄 | 字體: 小 中 大
俞力工
3年前非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據官方估計為110億美元。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多少人為此生活造成不便、私人權利遭到侵犯？似已無人再有興趣加以追究。壹般人的態度是，責任在於中方，咎由自取理當自認倒霉。中國之如此爽快地吞下苦果和有意忘卻，壹是因為國際媒體不斷設置新議題，由是轉移了大家的焦點；壹是有關當局混混噩噩，完全察覺不到這是壹場以擺脫伊拉克困境、以嫁禍中國為目的的“國際反恐戰爭”組成部分。
環顧世界，迄今任何國家發生瘟疫情況，無不采取嚴厲措施控制傳染病的擴散；同時為了防犯民間恐慌，也無不想方設法阻止消息的走漏。唯獨中國，竟然在外界輿論的壓力下，每日公布病患數字，由是對社會的動蕩起著推波助瀾作用。如今痛定思痛，為了防患未然，似有必要作個全面檢討和調查。以筆者之了解，單憑世界衛生組織的華人職員所掌握的信息，便足以揭露“非典事件”的炒作程序和背後原因。當然，也必須慮及的是，彼時中國衛生當局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也曾扮演極其不光彩的裡應外合角色。
就110億財產損失而言，必須細究的是，主要的虧損來自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杯葛、對旅游業務的限制呢？還是來自中國本身的過激反應？譬如，壹道命令下來，便隔離全國所有娛樂場所。或者，由於地方領導的無知，突然采取堵攔交通的辦法，斷絕與外界的接觸，由是導致地方經濟的停擺？如果說，全球每年為了肺炎平均造成90多萬人口的死亡（200萬感染），那麼2003年全球因非典引起的800死亡人口的大多責任與損失為何要中國獨自承擔？
以下，不妨節譯幾條莎爾斯高潮時期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病毒研究所負責人拉本瑙（Holger Rabenau）的意見（原文載於2003年4月26日奧地利《標准報》）：“此次造成的恐慌主要該由媒體負責，而非非典…”；“非典擴散遠遠不到引起恐慌程度”；“這次或可視為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性流感（1918年曾有10億人感染，2000萬人死亡）所進行的全球性演習…國際社會發揮了充分合作”；“大多預防措施均為必要、有效，之仍然引起過度驚慌，系由媒體的煽情報道、假消息和重復宣傳所造成。只要提個上百遍昨天死亡217人，今天高達250人便能造成恐慌，250人死亡究竟算什麼呢？導致眾多人數死亡的疾病不勝枚舉，而媒體卻半字不提”；“即便在北京也無戴口罩的必要…迄今受感染的主要群體為醫務人員…除非有人當面擤鼻涕、咳嗽，否則我不覺有戴口罩的必要”；“希望至遲兩個月後便能跨過高峰期，而後則逐步淡化，對此我基本上持樂觀態度。”
事後回顧當時許多專家提出的警告和反對意見，反映出媒體的力量壹旦有了某些大國的支撐與發揮，有了受害國無知無識的呼應，即便是科學的論斷也可當作耳邊風。如此這般，中國便成了預防流行病的大練兵場所。不懷好意的主流媒體壹聲號令之下，舉國上下便即刻動員起來，朝著壹個看不見的風車發動壹場不計代價的全民大會戰。
值得作壹對比的是，非典問題隨著氣候的改變自然解決之後，世界衛生組織知髓知味，還想拿禽流感繼續抬高自己的價碼。其新任總幹事甚至曾經壹度發出“如果禽流感如何、如何，將會造成全球數千萬人的感染”的危言恐嚇。但是，這回卻沒有得到預期的回應。據筆者判斷，禽流感主要由飛禽傳播，因此任何國家不敢保證自己成為免疫區，於是今天糟蹋了某個國家，明天就可能輪到自己。
另外還引起筆者關注的是，為何美國媒體在攻打伊拉克的緊張時刻、對非典的報道從數天壹次轉化為每小時壹次的高頻率時，竟是首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積極響應，並跟著對中國大陸譴責、發難呢？壹個前所未有的怪現象是，此期間筆者的電郵信箱突然每天會收到數封由新加坡發寄的信函，而內容清壹色涉及新加坡病亡人士家屬的痛楚與悲哀。見此荒誕不經的宣傳攻勢，筆者隨即為文指出，如果每個中國艾滋病受害者的家屬均采取同樣辦法對港、台、美國這幾個主要艾滋病傳播者提出控訴，那麼是否更加值得同情和更加有必要為此發動決戰呢？
總而言之，中國為此鬧劇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令人感到憂慮的倒還不是經濟的損失，令人寒心的是國家安全概念仍舊停留在計算核彈頭的境界，而對新時代的情報戰、媒體戰則毫無招架之力。筆者早在3年前便表示“如果此次教訓能夠提高國內媒體、政界的體質與素質，或許110美元的代價還算是個撿來的便宜。”如今看來，這龐大損失實際上是打了水漂。就非典事件本身而言，其性質、過程並不是個大了不起的學問與秘密。國家當局只消調動壹批法學、新聞學、醫學專家聯手調查，如此具體的案例，花不到半年的時間和50萬人民幣的研究費用就可水落石出。2006/9/27- 本文由專欄作者供 "溫哥華網" 專用，未經作者與網站同意，嚴禁轉載，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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