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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09-10 | 來源: 中評社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幼兒教育 | 字體: 小 中 大
更重要的是，快樂和幸福感都是壹個復雜的事情，不是作業少就等於會更快樂。有兩個影響快樂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第壹個是成就感。其實你觀察小孩子穿鞋，或者搭壹會兒積木高樓，就能發現人類從小開始就對自己經過努力完成某種任務、達到壹個結果感到自然的快樂和欣慰。成就感對於健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那究竟什麼是成就感呢?壹個重要因素是必須有努力這個過程。譬如壹個人考兩科，壹科非常簡單，沒有任何准備也考得很好;另壹科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後才得到壹個不錯的結果。這個人壹定是對後者印象更深刻。
我個人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感覺是很沒有意思，因為並不需要多麼刻苦，不准備隨便答卷成績都是壹等，這樣的成績不代表任何付出，自然沒有記憶深刻之處;相反，回憶起大學時代經常挑燈夜戰、但大家都刻苦、即使你付出全部努力也未必獲得壹等成績的日子，那時的記憶更雋永。所以，這點令我看蔡美兒的書時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很同意，絕對不是沒有壓力的孩子就會更快樂。這不是壹加壹等於贰。我覺得通過努力獲得成績對於孩子是更深刻的快樂，這種經歷會進入更持久的精神層面。在國內接受教育，從小就有很多競爭，很多壓力，要取得任何成果，必然需要努力，這個過程和這種經歷本身對於美好回憶的形成是很有深遠意義的。
影響快樂的另壹個因素是集體主義。我說的集體主義不是壹種意識形態，而是壹種生活狀態。國內人口密集，從小到大有很多經歷其實都是集體主義的。譬如，上中學上早自習，晚自習，大家壹起做課間操眼保操;大學住宿舍，早起刷牙遇到甲乙丙，大家壹起上課自習，逛街臥談，過了很多年我才明白這些在壹生中都是頭等有意義的事，因為隨著人離開校園開始工作，結婚生子，會越來越脫離集體的影響，然後會意識到那些經歷的獨特和同輩情誼的可貴。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機會經歷這些時刻。我上大學時肆個同學住壹個寢室，我先生上大學在斯坦福兩個人壹間，地方大了他就感覺更快樂了嗎?未必。相反，他自己說，我和我大學室友的感情肆年下來確實比他在美國學校和同學建立的更深。
集體主義的另壹個作用是幫助你日深月久，積累如何與人相處的經驗，這些對人以後的生活工作成家立業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國長大，人口不密集，所以如果我不喜歡你，我就另找壹個地方，用空間來避免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在中國長大，你不喜歡你家鄰居，能立刻搬家麼?我們大學時室友通常都是肆年不換的，如果你不喜歡室友，怎麼辦?壹定要找到欣賞對方、和平相處的方法，壹定要學會與人交際。
劉瑜有篇文章叫《集體體操》，寫得特逗特實誠特劉瑜。她回憶了自己脫離“單位”，漂泊海外這麼多年，沒有了集體組織多年自由自在以後的心理狀態，其中壹段特別寫實：
“我已經31歲，但是有時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門，大喊：起來了，起來了，做早操了!
然後我罵罵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臉，走廊上碰見老大和老贰，水房裡碰見老叁和老肆，回到宿舍，看見在梳妝打扮的老伍。然後朝陽下，混跡於成千上萬人，我伸胳膊踢腿，從伸展運動做到整理運動。
就算我是厭煩這壹切的，可是後來我發現凡是令你煩躁的，其實幫助你防止抑郁。當然抑郁和煩躁誰比誰更可惡，好比自*殺與他殺誰比誰更可怕，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個人對於集體主義抗抑郁功能深有體會。在美國，校園生活沒有任何集體主義生活狀態，看似自由自在，但時間久了就發現這種狀態下人真的容易抑郁，就連我教過的學生20歲不到，父母掏錢供他們上的昂貴私校，從來沒有什麼人生挫折苦難，但有好幾個都在吃抗抑郁的藥，或者多動症藥的。這些年在美國我從壹開始看到20歲人吃抗抑郁藥感到吃驚，到見怪不怪，因為身邊美國孩子吃抗抑郁藥實在很普通，而且越是私校富人區，這樣孩子越多(當然並不是說窮人不抑郁，但壹是窮人擔心生計問題是第壹位;贰是這和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無力承擔醫療費用有直接關系)。至於劉瑜說的抑郁是否壹定比煩躁更糟?我傾向討論的是有選擇沒選擇的問題。生活在壹個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煩躁你可選擇避開人群自己宅，如果抑郁你可以選擇人群;但如果在沒有人群沒有任何集體主義生活狀態的地方，你卻沒有人群選，只能“被宅”，結果是“被抑郁”。-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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