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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12-28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有4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核心提示：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中科院、中國農科院、北京農科院等單位共同組建北京未名凱拓農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暨國家作物分子設計中心，鄧興旺出任了該中心的國際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鄧興旺和他的團隊瞄准的第壹個突破點，是雜交水稻當時的最大技術瓶頸—
鄧興旺
簡介：鄧興旺，1962年生，世界著名生物學家，“千人計劃”入選者，北京大學講座教授，未名興旺系統作物設計前沿實驗室（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美國耶魯大學分子、細胞和發育生物學系終身教授。他長期從事植物分子遺傳及生理學方面的研究。1995年，因在調控植物光形態建成的有關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傑出成績，榮獲美國總統青年教師獎。
今年剛過51歲的鄧興旺，有著與其年齡不相稱的壹頭花白頭發。“全是這兩年白掉的，要是單純做學問，不至於這麼操心，但我樂於過富有挑戰的生活。”鄧興旺平靜地接受轉型的代價。
在學術界，他是少年得志、享有國際聲望的鄧興旺博士，擁有美國科學院院士、耶魯大學終身冠名教授、北京大學—耶魯大學植物分子遺傳學及農業生物技術聯合研究中心主任等光環。但如今，他“下海”成為壹名從零開始的創業者，在中關村創業園裡擁有壹間並不算大的辦公室。他的公司叫“未名興旺系統作物設計（北京）有限公司”，簡稱“前沿實驗室”。在這裡，鄧興旺既是董事長，又是首席科學家。在做科學與辦產業兩種模式間，他頻繁地切換，盡管如此，卻並未感覺有承受不了的壓力，因為他“並非沖著賺錢來的”。
從耶魯“轉身”
1998年，36歲的鄧興旺已經被耶魯大學提前聘為終身教授，並擁有了自己的實驗室。也是這壹年，他把父母從中國內地接到美國來探親。當了壹輩子農民的父親問兒子：在這裡，你究竟是在做些什麼？
這令鄧興旺想起了他的家鄉——湘西沅陵。那裡是國家級貧困縣，村裡只能在河裡有水的時候才通電，直到今年才剛剛有了壹條肆伍米寬的鄉村公路。當地居民祖祖輩輩務農為生。在考上北京大學之前，鄧興旺上學之余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幹農活上。
“我的出身是農民，所以我要為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做點實事。”從那時起，鄧興旺就悄悄有了這個心願。但他沒有冒進，而是“迂回前進”，壹點點地去接近自己的目標。
鄧興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大。從1998年起，他利用暑假回北京大學主持“植物發育分子遺傳學”暑期講習班，聽眾來自全國高校生物系及各研究院所，人數更是以倍速遞增，大講堂過道裡都放滿了凳子還是坐不下，鄧興旺在國內聲譽日隆。
眼見國內學術界對前沿技術的需求之盛，鄧興旺開始了融合北大、耶魯兩校學術資源辦科研中心的計劃。壹段時間內，他頻繁地往來於耶魯與北大之間，把自己的想法向兩校做了反復、細致的解釋，後又提出了詳盡的實施方案。最終，北大—耶魯植物分子遺傳及農業生物技術聯合研究中心於2001年成立。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中科院、中國農科院、北京農科院等單位共同組建北京未名凱拓農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暨國家作物分子設計中心，鄧興旺出任了該中心的國際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
2003年，鄧興旺與王曉東博士聯手，創辦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的建立，是中國在發展生命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創舉。鄧興旺在共同擔任所長的第壹任期屆滿時全身而退。
從表面上看，鄧興旺這些年來參與的事情似乎和他設定的回國目標沒有內在的聯系，但他自己解釋說，他就是要通過與大家壹起做事這壹過程，讓人們知道，他是壹個容易相處的人，可以與人很好地合作，同時，自己也具備做成事情的能力。
“在中國，搞植物生物學基礎研究的人已經比較多，多壹個少壹個對國家影響不是太大。”鄧興旺認為，更為需要的，是把國際上最先進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去。“這既需要前沿的基礎研究經驗和國際視野，又必須對中國的農村、農業有了解、有感情——而我有這個自信。”
回歸到土地
2009年8月，鄧興旺團隊的前沿實驗室正式成立，公司啟動經費由他自己籌集。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前幾年的這些鋪墊，讓壹位科學家去找投資人，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事。
前沿實驗室的成立，令鄧興旺感到對自己奮斗了很多年的事業有了壹種特殊的感情寄托和期待之情，“現在中國各方面發展很快，可是農業、農村還處在比較落後的階段。落後，就說明有發展的空間，能有所作為。”
對於成立前沿實驗室要做什麼，鄧興旺想得很明確——生物育種。幾年前，他曾帶著美國學生回到家鄉沅陵考察中國農業的現狀。所到之處，河裡沒了魚蝦，土壤因為長期使用化肥而退化，當地環境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回到美國後，他與學生壹起寫了壹本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的歷史、現狀與發展的書。當時，鄧興旺就意識到，當今中國農業的很多問題，是高產的要求與原始粗糙的技術水平不相匹配而造成的。解決的辦法，就是真正提高中國生物育種技術的水平。
鄧興旺和他的團隊瞄准的第壹個突破點，是雜交水稻當時的最大技術瓶頸——制種生產中的溫敏難題。原有的雜交水稻制種，對溫度要求非常嚴格，大田溫度與預期溫度稍有偏差，制種效率和質量就會大幅下降或使種子不合格。他們開發出第叁代雜交水稻育種技術，使雜交水稻制種徹底擺脫對溫度的依賴。預計這項技術近幾年就可以投入大田生產。
以前種水稻、玉米、小麥等，需要有人插秧、播種、除草、精耕細作，但在中國農村勞動力日益減少的今天，這樣的實施過程卻顯得不夠現實。鄧興旺團隊創業的又壹項技術研發由此而誕生。他們在作物種子中設計了壹種抗除草劑性狀，農民撒種後無須再擔心雜草叢生，也無須大量使用農藥和肥料。
鄧興旺說，很多人以為，科學家創業就是把最前沿的基礎研究成果直接轉化為應用，這其實並不現實，學術期刊上那些“高雅的東西”很難適用於現階段的產業。他現在所做的，是在把過去用於基礎研究的科學經驗，用在應用研究上，思路都是壹致的。
鄧興旺拾分清楚自己身為壹個科學家創業者的優勢與邊界。如果要面向全國人數龐大而分散的農民直接推銷自己的種子，這顯然不是前沿實驗室擅長和該做的事情。他將自己的服務對象定位為種子企業，做這些企業的技術提供與支持方。
為了創業，這位科學家也不得不學習壹些“新技能”。他的辦公室書櫃裡，擺著壹本《祝酒詞全書》，還有壹本《領導致辭全書》。“我從前不善辭令，走到台上就會有點臉紅。”鄧興旺自嘲地笑了起來，說自己內向的性格已有不少改變。
在過去幾拾年裡，鄧興旺壹直與學術界打交道，環境相對比較單純。而作為創業者，在商界打拼的過程中，就會遇到各色人等，其中不乏“心黑到不能再黑的人，甚至絕對沒有底線的人”。“面對這些人，你還要保持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他頗有些無奈，“但是你講良心，人家卻不會這樣對你。”
但是，這些並沒有讓鄧興旺對回國的選擇有半點後悔，也沒有改變他創業的決心。“在美國我為什麼要做產業啊？那和我的父母、和我的家鄉有什麼關系？我就是為了在中國做這件事，要對中國有用。”
“所以你還是愛國？”面對記者的提問，他說，“什麼是愛國？這個詞現在被用得太多，甚至有點兒變了味兒。如果用我從自己實實在在的感受來說，我覺得，我就是對這片土地有感情。”-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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