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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1-14 | 來源: 老秦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宋仁窮之女宋彬彬道歉
今天我特別激動，很早就盼望有這樣壹個見面會了，但沒想到會這麼快。我還不到70歲，在座的老師都比我年長，許多老師年高體弱，如朱學西老師都近90高 齡了，還冒著嚴寒來參加會議，我非常感動。謝謝老師們，給我這樣壹個機會和老師同學們見面，謝謝你們能聽我在肆拾多年後說的壹些心裡話。
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壹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我是工作組進校後任命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壹，在工作組撤走壹周後，校園裡發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長的8-5事件。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 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當時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組犯了錯誤，我們也跟著犯了錯誤，擔心別人 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斗。
贰是 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文革是壹場大災難，對此我也有切膚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了紅袖章。毛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 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事後光明日報記者來學校采訪，要我寫文章，我說就那幾句話，沒什麼可寫的，當時還有別的同學在場。
沒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壹篇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此文，立即家 喻戶曉。短短幾天內，暴力橫掃全國，不但造成無數的家破人亡、生靈塗炭，還帶來了國家精神、文化、經濟上的慘重損失。而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叫宋要 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壹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壹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壹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是2003年回國的。回來後，參與了劉進、葉維麗等對學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調查。在這拾年中，見到和拜訪過梅樹民老師、劉秀瑩老師、李松文老師，我的班主任趙克義老師和多位文革時在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這個過程促進了我對文革的反思。
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對老師和校領導表達了道歉，而老師們的寬容體諒又讓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學西老師，曾對我們說：“宋彬彬 因宋要武受害，她沒有做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麼負擔，否則我們壹輩子受害，你們壹輩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師在8-5當晚，為了讓醫院盡快搶救卞校長，帶 頭簽名作保，肆拾多年後，為了澄清事實，再次作證。劉秀瑩、梅樹民贰位老師對我們既有嚴厲的批評，也有真心的愛護，對於我們的調查文章逐字逐句審核批改， 這份關愛壹直持續到他們生命的盡頭。如果他們能參加這個見面會，該會有多高興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師，也能聽到我們真心的道歉和感謝。
我是1960年考進女附中的，從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關鍵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過的，老師和母校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這六年中，老師們循循善誘的 教導，樹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文革之後，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老師們更是鼓勵我要實事求是，正直坦蕩地度過晚年。反思我的壹生，雖然 坎坷曲折，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壹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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