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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4-18 | 來源: 紐約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德國 | 字體: 小 中 大
東京——設想壹下，戰後的德國從來沒有做到與鄰國修好；盡管德國為贰戰期間的侵略行為做出了許多懺悔，但仍然被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排除在外；德國甚至也被北約(NATO)排除在外，因為它被永久性地剝奪了加入防務聯盟的權利。
除了以上所有假設之外，請再設想壹下：你的經濟正在衰退，壹個勢力強大且不民主的鄰國正在提高軍費開支，還譴責你是壹個好斗的軍國主義國家，而這個國家以及其他鄰國正在奪取你的部分領土。
如果很難想象這樣的場景，就請到日本看看吧。
把日本與我的國家做比較，對於日本政府新近向鄰國發出的攻擊性的語調而言，肯定是壹種充滿同情心的解讀。我在日本與許多日本官員交談之後，很難不產生同情。他們都說自己只有壹個願望：日本在第贰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70年之際，能夠像德國壹樣成為壹個“正常國家”。
正常？這樣的想法乍看上去很謙卑，也很可以理解。但“正常”是壹個棘手的概念，沒有哪個國家是真正“正常”的，即使是枯燥乏味的德國。而且在這樣的欲望產生的時候，成為正常國家（包括啟動軍事化進程的權利）可能會在東亞局勢的主要角色之間，造成不斷加劇的互不信任。
通過與日本官員和觀察家的對話，我開始相信，盡管兩國間存在許多差異，但德國的經驗與日本當前處境之間的相似之處頗有參考意義——畢竟正常化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要通過努力贏得的。
當然，德國和日本在戰後之所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線是有充分理由的。日本在面對過去時，的確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東京的壹位外交官員對我坦誠地說，日本公眾感受到了“道歉疲勞”，而多數德國人即使有這種感覺，也不會承認。
這在部分上是可以理解的。中國作為壹個不民主的鄰國，從來不是真的有興趣達成和解，恰恰相反，中國會利用日本過去的罪責——南京大屠殺、廣泛奴役“慰安婦”的行徑——在國內攪動新民族主義情緒。
而且還有地理上的簡單事實：日本是壹個島國，而德國領土與九個國家接壤。沒辦法像從科隆坐火車到巴黎壹樣，從東京抵達首爾。
缺乏文化互動也是壹個問題：太平洋地區壹直沒有任何類似於伊拉斯謨(Erasmus)學生交流項目的現實社交網絡。
然而恰恰是出於這樣的原因，要想取得長期的和平，總有人需要先行壹步推動地區和解。而且沒有人比日本更有義務承擔這個責任。
與德國的相似性正是在這個方面具有參考意義。沒有人期望日本首相安倍晉叁(Shinzo Abe)像德國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Ghetto Uprising Memorial)前所做的那樣，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下跪謝罪。然而正如德國在直面歷史的過程中（也就是著名的“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所學到的那樣，有力的象征有時比事實更有幫助。
雖然壹些日本學者的說法或許是正確的：中國宣傳部門誇大了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但要想化解事件產生的影響，最容易的方式卻是以令人矚目的方式永久地承認罪責。德國作為壹個正式且相當正常的成員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壹個重要的原因是它堅定地銘記著納粹的暴行。
來自德國的另壹個經驗是：要克制住譴責別人的誘惑，即使你看到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我曾問壹位日本官員，為什麼日本政府沒有回應韓國總統樸槿惠(Park Geun-hye)提出的，仿照法國和德國的模式，成立壹個委員會共同編寫歷史課本的建議，這位官員回答道，東京方面“沒有收到韓國政府針對這個問題的任何提議”。如果德國政府等待法國或波蘭提出達成和解的書面邀請，我這壹代德國人可能仍然會相信，我們的周邊國家世世代代都是敵人。
實現和解既需要勇敢，又需要慷慨，而且必須要有這樣的願望。如果沒有和解，壹個國家通往“正常化”的道路壹定會遇到障礙——而“正常”的最佳定義或許就是贏得並享有鄰國的信任。和解是值得的，新的正常國家地位就是和解的回報。
相反的，制造問題、歸咎他人是歐洲在1914年發生的事。壹百年後，東亞地區真的願意不知不覺地走上同壹條道路嗎？日本比它的任何鄰國都更有責任對鄰國做出姿態，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要證明自己是壹個正常國家，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在局勢變得緊張時，保持冷靜。-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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