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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4-05-17 | News by: 《学园》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浩然无法摆脱他的身份，每个作家都不能真正地背叛他的身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浩然的作品有其独特存在价值。抛开历史的因素，其彰显的农民意识，是不错的研究标本。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不能任其恶性发展。
四 浩然标本的意义
本文无意对浩然本人进行评价，仅仅以其为标本，求得共和国“二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脉络。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浩然具有那个时代农民知识分子的一切优点。浩然忠厚、善良，始终有农民式的谦卑的笑。浩然是一个悲剧，或者说，一个好人出现在不恰当的时代，承担了不恰当的责任。作为一个标本，浩然是“所指”，所指的“浩然”不若称为“浩然现象”：他们是一群作家构成的整体，除了浩然本人外，还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李准等人。浩然现象留给世人正反两面的反思。
1．作为浩然标本的反面教训，文学与政治天生不是一对双胞胎
文学有文学的独特品格，而作为创作者的作家更有其个体差异性。政治，有急功近利的一面，要求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这样政治此在与文学的彼在的张力使它们天生有距离。浩然们在那个时代，与政治结下了畸形的兄弟情意，到头来只能发现不是同路人。如若浩然们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关照世界，中国的文学传统也许会有长足的发展。当代，回归民间，也许是对他们的一种追忆。
2．浩然标本的正面意义是其文本的艺术魅力
首先，让我们看看《艳阳天》的第一句：“萧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其中的时空感可以匹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那句话：“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要知道，浩然创作《艳阳天》的时候还没有《百年孤独》。三重的时间叙述，一种时代的冷漠感，也许萧长春该和布恩地亚上校一样进入世界文学镜像之中。其实，浩然们的作品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其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们的小说似乎有种分裂：政治是一景，乡情是一景。作品的美就在乡情之美中：《艳阳天》中麦收东山坞农业社的美景，《金光大道》中那宁静夜晚的芳草地，无不透着农村的清新之气。当然，因为作家根植于农村，对土地、农民有着深切的眷恋，作品中语言气味清新，节奏明快，杂以口语，又不失幽默。《艳阳天》的开头就有萧老头对其子萧长春的叙述“事情不是明摆着：一家人筷子夹骨头----三个光棍，没个娘儿们，日子怎么过呀！”不过，浩然作品的最大艺术魅力在于其中的现代意识：时空的开拓。如上文《艳阳天》的第一句话，其中有三种时间即萧长春三年前没了媳妇，三年来一直没有续上，现在是个光棍。其实，整个《艳阳天》就是一个时空扩展的文本。小说没有采用革命小说大时空的宏大叙事，而是把时间限制在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的十余天的时间里。作者对故事进行自由的穿插，时空转换自由，在共时性的时间中展现不同人物不同地点的活动。
浩然是个令一些人伤心的符号，如果“浩然现象”再来一次，也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不过，我们不妨宽容一些，把浩然仅仅当作一个所指，汲取所指的标本价值。毕竟，历史已去，人已去，历史不会再来。
浩然是个悲剧人物，是那个悲剧时代造就了他悲剧的一生。浩然是孤独的，他的内心并没有多少精神资源，他也许比那些“牛鬼蛇神”更孤独。他所做得仅仅是凭依农民式的对文学的朴素感，领受他那无根的宿命。浩然已逝，他的作品也许不能不朽，但这些作品会同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学一起，讲述给我们一个好人的历史尴尬。这一尴尬会给我们取之不尽的标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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