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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5-23 | 來源: 自由亞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烏魯木齊爆炸 | 字體: 小 中 大
可以說，中共傳統民族政策被推至壹個臨界點，迫使中共必須重新檢視。而這種檢視必須是自上而下的通盤的徹底的考慮，乃至新的制度設計，尤其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將其奉為不可逾越的圭臬。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必須接受徹底的重新檢視與反思，但這種檢視絕非之前民族政策具體化的修補和調整，也不僅限於軟硬的贰元選擇，而是必須就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通盤更新換代，脫胎換骨。此外，中共的民族政策脫胎於蘇聯模式的母體，卻在內在指導思路上出現前後矛盾，在“同化”還是維持“多元”的預設目標間始終首鼠兩端，言行不壹。
蘇聯模式走入死胡同
1991年12月25日，曾經與美國並駕齊驅，馳騁贰戰後世界政壇的超級大國頃刻間轟然倒坍。在此之前的壹年間，以立陶宛為起始，各加盟共和國通過民族自決紛紛宣布獨立，蘇聯被肢解為拾伍個國家。更早之前，以蘇聯為師的東歐衛星國也在短時期內分崩離析。南斯拉夫則在此後的1992年不斷分裂，最終壹分為柒，期間民族間殺伐不斷終於釀成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壹員，中共當下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政策即脫胎於蘇聯模式，是為當下世界兩大主流民族關系之壹的拼盤模式。為爭取少數民族支持，中共將民族矛盾簡單對應為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隨之采取包括認錯、補償在內的壹系列動作。這壹形式在早期的確團結少數民族，減少統壹阻力頗為有利，但是這種做法隱患重重。比如由此制造了對多數民族的不公平，強化民族認同更可能埋下分裂主義的種子。
斯大林如果不是誤解了列寧那便可能是缺乏擔當。當初列寧率先以民族自決形成聯邦奠定國家根基也只是權宜之計，而並非將之視為傳至久遠的方式。有文章稱，拾月革命後俄國各地的政治形勢非常復雜，列寧認為，在當時的客觀形勢下，馬上建立壹個統壹的單壹國家在現實中做不到，只能通過承認自決權，在此基礎上通過自願原則組建壹個大國家（聯邦或國家聯盟）。他希望在理論上給予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後，各國的無產階級會回過頭來支持建立統壹的國家。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列寧的意思非常明確，聯邦制只是在特殊國情條件下向完全統壹（單壹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逝世後，共產黨壹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機會帶領蘇聯各族走出這壹“過渡”形態，但他和後繼的領導人並沒有這樣做。
而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包括中國將其奉為圭臬。蘇聯以民族命名個加盟成員，而中國也在中共建政後拾余年間相繼成立5個自治區。雖然中國的憲法沒有“愚蠢”到輕易地允許各加盟共和國可自決是否留在“蘇聯”中，但毫無疑問它也同時在進壹步強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認同，並將其轉化為政治上的現實利益。中共體制內學者胡鞍鋼說，民族融合自然會有矛盾磨合的陣痛期，但不至於形成分裂，而強化民族識別便無疑在培養分裂主義的傾向。
而20世紀80年代，胡耀邦在位時期更是將這條道路走得更遠。有資料顯示，當時胡耀邦視察西藏對漢族幹部的作為很是不滿，於是下令多數漢族幹部撤出西藏，各少數民族地區聞風而動，中共影響力和控制力被實質性削弱。
同時，伴隨當時的政治空氣松動、民族學校匱乏，新疆地下講經堂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甚至成為此後不斷挑起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的火種。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觀。
而在應對民族矛盾危機中，經典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變機制便是歸咎於民族壓迫和經濟發展不平衡。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分裂”給予了我們壹個極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訴我們並不是經濟便可決定壹切。布拉格之春後，捷克斯洛伐克的聯邦制得到確立，而且從歷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擁有良好的傳統友誼乃至民族血緣，但在東歐劇變的浪潮中仍然走上分道揚鑣的之路。須知，起初在中央政府的推動和扶持下，斯洛伐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壹直到最後雙方已經將不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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