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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6-03 | 来源: 史海钩沉 | 有2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朱令铊中毒 | 字体: 小 中 大
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时间她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里又是怎样被非人折磨？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又是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的？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一书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孙维世送给任均的她与邓颖超合影。照片背面写有：亲爱的我的六姨 兰敬赠
孙维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有“红色公主”之称。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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