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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08-15 | 来源: 多维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所以我觉得“两个凡是”作为一个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经结束。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华国锋已经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当然他认为“两个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证明他对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有反思，我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有局限。但这跟他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两个凡是”是两码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两个凡是”的方针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
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后来发现，是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几件事情。几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这是一次，算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有人揭发说1978年的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正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六点指示。其中第一点指示就是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不要急忙表态。我查了很多材料，虽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来查去，大概最能说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的材料就是这两个。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材料丝毫不能说明华国锋要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相反，我认为这可能跟华国锋一贯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性格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对理论问题有很多议论，很多讨论，比方说，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当时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有牵连，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说这些问题能不能讨论，说这一讨论就很容易牵涉到毛主席。
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两次在谈话和汇报当中请华国锋对这些理论问题做表态，华国锋两次谢绝，而且华国锋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啊，不便于过早地对理论问题表态，他说理论问题啊，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这是1978年4月7日，所以，后来有人说华国锋对《红旗》杂志和海军党委的那个关于真理标准不表态的说法，我认为同他在1978年4月份的这个心态、这个性格、这样一个主张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丝毫不能证明他要通过不表态来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这是第四个问题。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找不到100%的根据。有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有这样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现在当事人披露的材料倒是让我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还真是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
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这个时候有人推荐，说希望胡绩伟回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叫做鲁英，可能有些年长的朋友知道，这个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水平极低。尤其他是跟随“四人帮”走的。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要调胡绩伟回来。胡绩伟不愿意回来，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绩伟谈话，这是胡绩伟自己披露的。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因为《人民日报》那些记者、编辑对鲁英的评价极低，认为他是草包主编辑。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是华国锋亲自谈的话。-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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